关于中国文化的本体认知，或曰对国学的认知是19世纪中叶以降，尤其是“五四运动”前后，国门打开，西学东渐之后开始的。《老子》曰：“大象无形。”如何认知和把握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确然有非常大的难度。此际，先贤时哲基于救亡图存的强烈意识，发现了参照系，于是反观自我，做了成功的尝试，收获重要成果，为中国文化的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其基本方法就是抓根本，找核心，探讨基本精神。

诸如，薛福成认为中国文化是“道的文化”，梁启超认为中国文化是“精神文化”，蔡元培认为是“尚中庸”文化，李大钊认为是“静的文化”，梁漱溟认为是“伦理本位文化”，钱穆认为是“孝的文化”，并说可以“一天人，合内外”六字概括之。还有人认为是“形上文化”、德性文化等等，无疑各有道理，甚或切中肯綮。

然而我们认为，这里不管是“道”，是“静”，是“伦理”，是“天人合一”，是形而上，其实还是蔡元培先生概括的比较到位：尚中庸。

孔子说：“中庸之谓德矣，其至矣乎！民鲜久矣。”（《礼记·中庸》）中庸是我们先人社会实践经验的结晶，是孔子的伟大发现。中庸包括两个涵义：一是中，一是庸。“中字的象征意义无与伦比”（杨儒宾语）。所谓中，不是中心，中央或中点，不是物理意义或科学定义的中，而是适，合适、适中，是王船山所谓“处然而宜”，是冯友兰先生所谓“三个恰当”。而合适乃是人类行为的终极追求，故《礼记》说：“中者，天下之大本”。所谓庸，朱熹说有二义：用也；常也。用即用中，即按合适的方式做事。按合适的方式做事就必然有一个合适的结果，就是“常”：常规、常态、常行。按合适的方式做事就必然成为日常的、平常的、经常的、正常的，就必然成为常然之理，不易之则。故二程说：“不偏谓之中，不易谓之庸”（朱熹《中庸注》）。

中庸的意义可以总结为三点：1、中庸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2、中庸是中国民族典型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3、中庸是中华民族智慧和教养的集中体现。

而正因为中国文化是中庸文化，“处然而宜”，其发生发展有着适中的时间、空间和限度，于是才成就了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智大年的文化——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的主体精神是道、礼、和

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独树一帜，可谓人文化，道文化，礼乐文化。

所谓人文化是就其本质，和与其他民族文化相比较而言的。基督教文化基本说来是神文化；佛教文化基本说来是“鬼”文化；中国文化基本说来是人文化。这是前贤时哲或国际有识之士的共识。所谓人文化，就是从人的生命观照出发而最终落实到人的生命观照的文化，用梁漱溟先生的观点，是“在自家生命上理会的”的文化。其基本点有二：1、人是什么？2、人的生命如何开展？关于前者，我们的先圣先贤有着非常高明而到位的见识：1、人类是身、心、灵的生命共同体；2、人类是有限的存在。关于后者，先圣先贤给我们指明道路：神、物、心三位一体，而以心为主宰。

所谓道文化。《说文解字》曰：“道，所行道也。”既为道，那无论陆路山路水路，无论大小、宽窄、显微，其必备五大元素：1、主动者；2、起点；3、根据；4、途径；5、归宿或目的地。这正是我们认识中国文化的基点所在。由此我们说，中国文化有明确的立足点或或本体意识；有根深蒂固而特殊的渊源和生态基础；有高明而坚实的内在根据；有独特而适中的发展途径；有崇高而切实的理想境界和目标。于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终于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间断的连续性文明，成为“独自创发”，“个性殊强”（梁漱溟语）的中华民族大文化。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礼记·中庸》）道固然至关重要。但如何走，如何走好？人类的生命经验告诉我们，没有交通规则绝然不行。于是“礼”便自然而然地被提了出来。礼是中华民族顺应自然生态的一种伟大创造。从根本意义上说，礼就是，保证走正道，不走邪道；往前走，不走背道；坚持走，不断道的外在准则。于是礼和道一外一内，密不可分，相辅相成，互为因缘。礼乐就成为中国古典社会的两大支柱。于是中国文化就成为以道为内在根据，以礼为外在准则和表征的礼乐文化。

《礼记·乐记》曰：“礼也者，天地之序也，乐也者，天地之和也。”礼的基本精神是“序”，乐的基本精神是和。“有序”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和理想的状态，也是人类社会与动物世界的主要区别。二程说：“礼只是一个序，乐只是一个和，只此两字，含蓄多少义理”。秩序与和谐是天体宇宙运行的大准则。我们的祖先就把这一准则作为规划社会运行模式的准则。这就是孔子所谓“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中庸》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

礼乐具有与西方宗教类似的两大社会功能：其一是涵养社会成员理性，稳定人生；其二是“以伦理安排社会”。

《说文解字》曰：“礼，所以事神致福也。”礼本来是一种事神以期获得神福佑的行为。许慎说确然有据。《左传》说礼是：“上下之纪”，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礼记》说礼：“报本反始”（《郊特牲》）或“反本修古”（《礼器》）。

如何理解？“读书必先识其字”（韩愈语）。礼的古字是由“玉”和“鼓”两部分构形。由此可知，礼的本义是用玉、鼓等“事神”，以求得神的帮助或福佑。神者何？我们中国的神与西方所谓彼岸世界的唯一的至上的神有所不同。我们的“神”是多元的，是把与人的生命息息相关的事物神化的结果。中国的神祗系统主要有二，一是上天，即天道自然神；一是祖先，即人道祖先神。尊天敬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传统。而尊天敬祖的主要表现是祭祀，故《左传》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既然祭祀，则必虔诚而恭敬，必须要讲次序，要有程序，要有等级序列，要有资格认定。给上天送礼，只有天子有资格，公侯等只能是陪同，参与。给始祖送礼，只有嫡长子有资格。别子为宗，别子乃是各自嫡长子祭祀的祖宗。以下大夫、士各有其祭祀对象。到了庶人则不必多礼，因为庶人血缘关系远，社会地位低，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财力有限。因此“礼不下庶人”，其实体现了一种人文关怀。

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论语·学而》）其慎终，就是珍重生命，给父母长辈送终，给以郑重的丧礼。其追远，就是追悼、祭祀先人。因为祖先离我们渐行渐远，我们以一种相应的形式或仪式，以既定的时间节点追悼祭祀。知道孝敬所生，仁爱才能周流不断，民德才能醇厚，社会风气才能厚道温良。对天道自然神行礼曰“郊”曰“社”；对人道祖先神行礼曰“褅”、“祫”。

这种祭祀上天和祖先的秩序规定的真正意义还是在于生者，典礼时主祭和参祭有既定排位，“尊卑长幼，各就其位，升降揖让，各守其序”，“每个人都觉得置身于一个条理井然纪律森严的团体里”（朱光潜语）。进而从祭坛、宗庙推延到社会生活，一个以血缘宗法关系为纽带，严整的社会等级秩序就建立起来了。所以孔子曰：“明乎郊社之礼，褅尝之义，治国其如示掌乎！”于是，礼终于成为“人道之极”（《荀子·礼论》），成为人的行为准则。

《礼记》曰：“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这里是讲“礼”的具体功能。如何理解礼的功能，或者说礼何以“反人道之正”（《礼记·乐记》），何以“制中”（《礼记·仲尼燕居》），发挥其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呢？

《礼记》所谓“别同异”，是讲礼的基点是“分”。其实礼就是分化的结果，明确地说礼是分化混沌的产物，因此我们说礼是中国文明诞生的重要标志。所谓“分”有三：天人之分，人人之分和个体身心之分。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大基础工程。只有天人分开了，人和自然，和自然生物分开了，天人秩序就建立起来了；人人关系理清了，社会人伦秩序就建立起来了，这就是所谓父子、兄弟、夫妇、君臣、朋友五伦定位；身心之分开展的晚些，孟子第一次把人分为身（形）、心（命）两部分，后来又分出一个灵（性）。只有身、心、灵分开了，人的个体生命秩序就建立起来了。

分的目的无非有三：一是明分，明白你的本分；二是得位，找到你的社会位置；三是知宜，知道你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于是礼给每个社会成员提出基本要求，于是理性就慢慢培养起来，于是各守其分，各安其位，各行其宜，进而实现社会的良性运行，最终实现社会和谐。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各行其道谓之礼。

孔子强调“礼本于仁”。“仁”是孔子的核心思想。孔子最主要的历史贡献就是把“仁”纳入“礼”的概念体系。“仁”的字形作“二人”，所以从字面意义上说，礼主要指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处理。但要处理好人际关系，既离不开外在自然环境，更离不开内在身心依据。因此“仁”是一个大概念，是旨在人与人之间，乃至天人之间、人的身心之间建立一种和谐关系的这样一种大概念。人类行为说到底就是天人、人人和个体身心三大关系的处理。人类如何行为，或者说如何处理这三大关系呢？孔子告诉我们，“仁”是最高准则，是最适中的方法和途径。

那么，“仁”的具体涵义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应当如何做，才能使三大关系达到理想状态？《论语》中“仁”字达一百余条。孔子针对弟子们的不同提问，对“仁”做了不同解释。以前常有人引用孟子的“仁者爱人”这句话，说明仁的主要内涵是“爱”。事实上，孔子并没有特别强调爱，只是回答樊迟问仁时说过“爱人”。国学从来不强调“爱”。原因很简单：爱属天性，是人的自然本能，无师自通，与动物共有，长于感性而失于理性。同时爱有等差、有时限、可拒绝，尤其是爱以占有为目的，至于结亲与否，有无结晶，是在所不计的。因此爱并不是人类高尚的道德概念，而充其量只是人类的一种道德底线。如果一个人没有爱心，那就不是人，而且不仅不是人，连禽兽都不如。总之，爱并不构成仁的主要内涵。因此，用如是之“爱”来处理天人、人人和身心三大关系显然是不可能，也不可以的。

“仁”的基本含义是什么？只有一个答案：“敬”。孔子回答仲弓问仁时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论语·颜渊》）又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论语·子贡》），“弗爱不亲，弗敬不正”（《礼记·哀公问》）。孟子说:“爱而不敬，兽畜之也。”（《孟子·尽心上》）我们先圣无不特别强调“敬”。孔子说：“不敬何以别（犬马）乎？”（《论语·为政》）。“敬”才是人的专有属性，动物之间只有争夺，弱肉强食。“敬”属教养，没有等差、时限，主和而不可拒绝。因此《左传》讲“礼，国之干也；敬，礼之舆也。”敬是承载礼的车子。《礼记》说：“礼主敬”。程子说：“人道以敬为本。”朱子说：“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敬之一字，真圣门之纲领”。儒学中所谓忠、信、智、慈、孝、悌及爱等无不建立在“敬”之上。处理天人、人人、身心三大关系必以“敬”为前提，为出发点。即尊天（董仲舒讲“崇本”）、互敬和自重。敬须落实，其落实包括积极和消极两个点，即“忠”和“恕”。积极的敬是“忠”，即孔子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尽心尽力之谓忠，正面处理天人、人人、身心三大关系就是忠。“忠”以“信”为基础，为前提，人类首先要相信天，人与人之间要互信，对自己要有自信。

消极的“敬”是“恕”，即孔子回答仲弓问仁时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朱熹说：“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恕就是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就是对他人须理解、包容和宽恕。而且还要推人及物，对宇宙间万有万物都要理解、包容、宽恕。《中庸》讲“天地之大也，人有所憾也”。老天爷也要犯错误，有时狂风骤雨，冰雹肆虐，还有海啸、地震、瘟疫病毒。因此对上天大自然要有忠有恕；“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人类是有限的存在，谁都会犯错误，谁都有缺点、弱点。而且缺点和错误都是相对的，都是此一时彼一时。因此对人要理解和宽容；对自己个体生命也同样有忠有恕，不能苛刻的要求自己，不能挑战所谓生命极限。最后我们还要说的是，忠、恕相较，更有价值和意义而又更难做到的是恕。所以孔子在回答子贡所问“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乎”时，不假思索地说：“其恕乎！”。现代社会自上而下所缺乏的不是别的，正是“恕”。

总之，正如曾子所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于是，“礼——仁——敬——忠恕”在孔子那里构成一条灿然主线，一条辉煌大道。这就是孔子所谓“吾道一以贯之”，“朝闻道，夕死可矣”之道。这就是孔子所揭示的生命之道，社会运行和人之个体生命运行的应然之道。我们每一个人只有坚持走这条生命之道，就一定会达到生命的理想境界。而每一个生命个体都能达到理想境界，人类大生命，人类社会就会达到它的理想境界。孔子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易系辞》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孔子所阐明并极力主张的这条道，实质上就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个体生命运行乃至社会运行的内在依据。用现代话语表述就是中华民族形而上的本体论。

《论语》说：“礼之用，和为贵”，“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这里是讲“礼”的基本功用和指标。如何理解？就必须要讲到“乐”。礼乐一体，相辅相成，不可分离。《礼记》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礼节民心，乐和民声”。礼的基本精神是“序”，乐的基本精神是“和”。“序”是“和”的条件和前提，“和”则是“序”的目的或归宿。“礼主敬，乐主和”。朱光潜先生说：“‘和’是个人修养与社会生展的一种胜境，而达到这个胜境的路径是‘序’。”

“和”也是一个天大的概念。“和，调也”（《说文解字》）；“声音相保曰和”（《国语·周语下》）；“以他平他谓之和”（《国语·郑语》）；“阴阳得适谓之和”；“万物各得其所，便是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达道”（《礼记·中庸》）；“天地之气，莫大于和”《淮南子·氾论训》；“天地之美莫大于和”（《春秋繁露·天地阴阳》）。

“和”是天体宇宙运行，是人类社会运行，是人的个体生命运行的正常状态和理想状态。

《国语》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礼记·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荀子·天论》曰：“万物各得其和以生”；《易·乾·彖传》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和”乃各个体间保持自质之和。“和”是“阴”、“阳”这生命化育两大要件之外第三大要件，是万物化生的媒介和根据。

在这里道家做了更为深刻的思考，显示出其非凡智慧。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是混沌，即宇宙的最原始状态；“二”即阴阳、天地、男女；但为何“二”不生万物而是“三”生万物呢？“三”是什么？老子所说的“三”不是别的，正是宋人所揭示的“太极”。太者，大也。极者，则也。这个大的原则是什么？就是“和”。。天地不和，无以化生万物；男女不和无以生育后代。而要达到“和”，达到和谐状态，其唯一条件或前提，就是“序”。《礼记·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就是“礼之用，和为贵”真正含义。孔子还说“不知礼无以立”，不知礼，必“与物对”，必无序，必失和。

同时“和”也是有教养人群的基本的理性追求。老子《道德经》最后一章说得明白：“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争是动物的基本行为，或是人类孩童时期所为。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成熟，最有教养的民族。

总之，对天，对人，对己都要以礼相待，即尊天，互敬，自重，都要各安其位，各守其分，各行其宜，都要行忠恕之道。只有这样，才能最终达以“和”，实现和谐。对天以礼相待，结果就是天人和谐；对人以礼相待，结果就是社会和谐；对自己个体生命以礼相待，结果就是身心和谐。

概而言之，中国文化的基本要义或曰国学的基本精神是三个字：道、礼、和。

“道者，中国文化的源头、发生发展的内在根据、途径和目标，一句话道是中华民族的形而上的本体论；礼者，中国文化的主要表征和运行的外在准则；和者，则理想状态和终极目的。率性行之谓之道，各行其道谓之礼，各得其所谓之和。道、礼、和三字包罗万事万象，大到宇宙天体，中到人类社会，小到人类个体生命以至于每一个具体行为概莫能外。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各个天体各行其道，就实现了宇宙的秩序与和谐；君走君道，臣走臣道，父走父道，子走子道，各社会成员各行其道就实现了社会的秩序与和谐；每个人都明白道理，都守得做人的规矩，就实现了身心的秩序与和谐，进而达到生命的理想状态。这三字相辅相成，互为因果，不可或缺。道是因，礼是缘，和是果。有真因才有正果，而“诸法从缘生，诸法从缘灭”，万事万物皆“因缘而生”，缘是条件和助力。于是构成一个知行合一的有机整体，这是基本由儒、道、释三家共同创造的伟大理论体系，是中华民族智慧和教养的结晶，是经历了悠久和充分的生命体验的中华民族的大觉悟，大智慧和大教养，也是中华民族对人类历史作出的最伟大贡献。”（张辛《国学经典诵读·序》）

国学的主要构成是经、传、子

那么，“道”、“礼”、“和”三字从哪里寻找，从哪里去领悟和探讨？毋庸置疑，只有一个去处：“经”。经，即五经。五经是中华元典，是“先王之陈迹”（《庄子·天运》），是中国文化的基因或根源，是中国学问的渊薮和精粹所在，是孔子师生集团对中华民族作出的重大贡献。因此理所当然地成为国学的主要的、核心的和最有代表性的构成。

所谓“经”实际分三部分，即经、传、子。“经”，文本、元典，《易》《书》《诗》《礼》《春秋》是也；“传”，解释、注释文本、元典者也，诸如《礼记》《左传》《公羊》《谷梁》之类；“子”，实践、落实文本或元典者，诸如《论语》《孟子》《孝经》等。子以孔子为首，包括老子、庄子、韩非子、列子等先秦诸子，以至西汉董子之流，佛教，即释子最后参入。

经以载道。“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五经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和品格。

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要》载：“子曰：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于数，明数而达于德者。”《周易》是“群经之首”，孔子在这里表面讲《易》，实际道出了儒家和五经的诞生过程及其成因。这里可以划出两条灿然线路：其一，巫——史——儒；其二，赞——数——德。再深入思考，实际还可以划出第三条线路，即巫觋——祭祀——礼乐。因此，可以肯定地说五经由孔子创制，是孔子“论”、“次”、“修起”和“作”的重要成果，是孔子师生集团对中华民族做出的历史性大贡献。

《五经》是一个天人合一的有机整体。由三部分构成：1、《易》；2、《书》、《诗》、《礼》；3、《春秋》。《易》以“道阴阳”，旨在“天道可知”；《书》、《诗》、《礼》分别言圣人之“事”，圣人之“志”和圣人之“行”，旨在“圣人能及”；《春秋》“言其微”，旨在提供例证，说明“先王之陈迹”（《庄子·天运》）何以成经的原因和根据。

《礼记·经解》概括了诸经要义和主要社会功能：“（子曰）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

《易》——占筮之书。阴阳化生、大道之源与人文渊薮；知天所为之方；探究“性命之理，幽明之故”，“穷神知化”（《易系辞下》）；“圣人所以极深研几也”。

《书》——圣人之事。正言、彞行、“著功”，“政事之纪”；乃右史之书。

《诗》——圣人之志。“达意”、表情、和声，“中声之所止”。

《礼》——圣人之行。社会之纲纪、行为之准则，“所以制中也”。

《周礼》：国家典章制度意义的礼，即吉、凶、军、宾、嘉五礼。

《仪礼》：人从生到死的基本礼节，即冠、昏、祭、丧、朝、聘、饗、射八礼。

《礼记》：《仪礼》之传。汉以降取而代之，升格为经。

《春秋》——“礼义之大宗”（司马迁《太史公自序》），是“先王之陈迹”，即四经之所以成经的证据、史实、例证。“微言大义”，“明其知（智）”，正名分，断是非，“属辞比事而不乱”。

所谓五经，史有定论，《易》、《书》、《诗》、《礼》、《春秋》是也。今文经派排序有所不同：《诗》、《书》、《礼》、《易》、《春秋》。又有“六经”之说，即五经加《乐》，实缪而不然。诗、乐本一体。诗者，犹今歌词；乐者，即乐谱，流传实难。如上揭，《礼》有三礼，《周礼》、《仪礼》和《礼记》。前二者是经，后者是传。故所谓“六经”，乃《易》、《书》、《诗》、《周礼》、《仪礼》、《春秋》是也。《春秋》有“三传”，即《左传》、《榖梁转》和《公羊传》。于是汉以降又有了“九经”之说，即《易》、《书》、《诗》加“三礼”、“三传”。隋唐以后有了“十三经”之说。所谓十三经，即《易》、《诗》、“三礼”、“三传”加《孝经》、《论语》、《孟子》和中国第一词典《尔雅》。如是所谓“经”的构成有三层次，即经、传和子。

很明显，无论五经，六经，九经，礼所占比重最大。《礼记》是先秦经典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详尽地论述和阐明了“礼”的精神、意义和作用。唐朝列为“大经”。“礼”的基本作用就是“反人道之正”（《礼记·乐记》）。人生道德修养主要立足于“礼”。故先贤或认为“五经皆礼”。因此《礼记》地位日益提升，而其中《大学》、《中庸》更是为人所重。于是宋代朱熹将二者与《论语》、《孟子》并列而编为《四书》，成为人生必修的基本教科书。

四书自成体系，是知行合一的有机整体。实际反映了孔门颜（颜渊）、曾（曾参）、思（子思）、孟（孟子）四子的思想。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说：《大学》“以定其规模”；《论语》“以立其根本”；《孟子》“以观其发越”；《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

“四书”：“通五经之阶梯”；颜、曾、思、孟四“亚圣”之书。

《大学》——“初学入德之门”（朱熹《四书集注》引程颐语）；“为学纲目”（朱熹语）。

《论语》——最早的子书。“五经之管辖”（赵岐《孟子正义》），“圣人之至教”（杨泉《物理论》）。

《孟子》——“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韩愈语）。

《中庸》——“以昭明圣祖（孔子）之德也”（郑玄《礼记注》）。

如上揭，“子”以孔子为代表，当然还包括老、庄以及释子，诸子是国学体系的共同创造者。

老庄：偏重智慧，偏向自然天道，主张“无中生有”，强调“为而不争”；重视“柔”、“静”、“朴”、“无为”、“善下”、“自胜”。

释家：重要补充。因缘论；主张“无常”，“心性本寂”，“五蕴皆空”（《心经》）；“佛是自性作，莫向身外求”（《坛经》）；“慈悲是佛道之根本”，“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大智度论》卷二十七）；“欲得净土，当净其心”（《维摩吉所说经·佛国品》）。

古代文物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礼器是其核心构成

上揭礼是“事神致福”的行为。为什么要“事神”，要交好、服事、祭祀上天和祖先呢？原因至为明确，这就是荀子等所揭示的：天地者，生之本，物之本；先祖者，类之本，人之本。《中庸》开篇即讲：“天命之谓性”。人的生命来源于天，人的行为离不开天，没有上天就没有生命，就没有万物生灵。没有祖先就没有人类，就没有人类个体生命。因此我们要知恩报恩，要回报上天大自然化育万物生灵，回报祖先给予我们个体生命之大德。

既要祭祀，既要“尊天地，傧鬼神”，既要“美报”，则必须有所表示，必然要落实到行动：送礼。这就是《礼记•祭统》所谓“致其诚信，与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礼”。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被称为礼仪之邦，根本原因就在这里。那么，如何送礼？我们每个人都有生活经验，只是四个字：投其所好。于是，我们的先人基于对上天的感知，历史性地、明智地选择了玉作为向上天贡献的主要礼物，作为沟通天人的主要媒介。

我们先人为什么选择玉作为向上天奉送的主要礼物，作为沟通天人的主要媒介？中华民族为什么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尚玉的民族？这主要取决于玉的五大优良物理品性：一是“精”，在我们先人眼里，玉“得山川之精”，是天地化育之精华。给天送礼，必以精华。因为送礼的目的只有一个：有效地给上天补给营养，使之长生不老，生命长存。二是“理”，即玉具有“理性”。所谓理，即纹理、条理、肌理。而肌理是事物的内在的和共性的构成。稍作引申，肌理就是线条。我们先贤之所以选择线条作为艺术的形象组织和主要表现手段，根本原因就在于此。说玉具备“理性”，是言其不仅有外在美，更有内在美。古人讲“瑜不掩瑕，瑕不掩瑜”实际就是这个意思。孔子如此赞扬美玉：“远而望之，焕若也；近而视之，瑟若也，一则理（内在美）胜，一则孚（外在美）胜。”远观玉石，光彩焕烂，近而一摸，温润如泽，内在美和外在美相得益彰。孔子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于是就产生了中国特有的一种传统观念：“以玉比德”。以玉石的优良物理品性与君子的人文德行相媲美。三是“美”，《说文解字》说:“玉，石之美而有五德者。”石是什么？石器也。石器主宰了人类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历史。因此把石头里面最美丽者作为礼物贡献上天，顺理成章。因此我们说，以玉作为礼天的主礼器，是人类由来已久，甚至与生俱来的“石崇拜”观念的理性升华。四是“柔”。中国玉称真玉，属于软玉，与翡翠、钻石等被称为宝石之类不同。要知温柔是我们中华民族整体的国民性格特点。《礼记·经解》曰：“温柔敦厚诗教也。”是说诗何以成经的原因就在于诗有特殊的教化功能，诗在培养教化“温柔敦厚”的整体国民性格方面，发挥了区别于其它四经的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而玉正是这种理想品格的天然象征。五是“永恒”。大年长寿是人类的共同追求。老子说：“道可久。”庄子说：“美成在久。”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大年且大智的文明。

对于祖先相对容易沟通。给祖先送礼必然主要是维生食物之类，只是要具备一定特殊性而已。于是，我们先人选择了牺牲（肉食）、黍稷（主食）和酒醴（饮品）。肉食营养丰富，味道好，动物蛋白给人类生命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所以《黄帝内经》说：“五畜为益”。但中华民族不是以肉为主食的民族，而是以黄粮，黍稷，谷物种子为主食的民族。所以《黄帝内经》说：“五谷为养”。选择酒醴则因为酒醴具有一种特殊功能，它可以使人达到一种特殊状态：浑沌。浑沌状态与祖先的死亡状态最为接近。人们只有达到如是浑沌状态，才可以拉近和祖先的距离，才能有效地和祖先沟通，这就是所谓酒文化的本来意义。而如何把诸如此类送上去？对神灵必须虔诚恭敬，于是我们先人选择了青铜器，选择了青铜器作为盛装向祖先所贡献礼品的特定盛具，盛装牺牲的我们称之为牺牲之盛，以鼎为首，包括鬲、甗、豆、俎等；盛装主食的我们称之为黍稷之盛，以簋为首，包括簠、盨、敦等；盛装酒醴的我们称之为酒醴之盛，有尊和彝两种，即礼书所谓“六尊六彝”之属。而中国古代的酒分三种：鬯、醴、酒。所谓鬯，古人解释是一种用黑小米酿制，用郁金香之类熏过的香酒，不能饮用，是用于“祼”礼，即迎接祖先降临之礼时所用。祼者，灌也。祖先入土为安，行祼礼就是用彝，即爵盛鬯而祼地，以其香味招引祖先魂灵到来。祖先降临则献“醴”，是由其孙子扮作“尸”，代表祖先来接受礼献。既为孙子必不胜酒力，所以只能喝醪糟，果酒露酒之类，这就是所谓醴。醴量很少，以牺尊盛装。因此酒器无论尊彝均以小为贵。为什么由孙子作“尸”而不是儿子？就是因为孙子尚处于懵懂无知的浑沌状态。酒才是大人，儿子喝的。为什么在祭祀祖先时要喝酒，就是因为酒可以使人达到浑沌状态。盛装酒的是大尊，即壶、卣、觯、瓿之类。罍最大，不属六尊范围，不得进宗庙。当然典礼，无论对天道自然神还是人道祖先神，必须事先洁身沐浴，以示诚敬。于是就需要另一类青铜器，即盥沃之盛，即盘、匜、盂、鑑之属。

为什么选择青铜器作为祭祀祖先的主要礼器？其主要原因是：1、由材质言之，青铜器是新兴的高端技术产品，是当时社会最高智慧聚焦的产物，以至成为人类文明的标志，因此必然受到当时全社会尤其社会上层的普遍新奇和珍视。2、由制作言之，同陶器一样，青铜器是人类采取物质文化的制造手段生产出来的，可以随意赋形，可以根据人们特定的功用需求制造成一定形状样式。而且青铜又具有恒久不坏，损坏后也可再回炉重铸的特点，这与石器、陶器等一破而不能再合也迥然不同，可以“子子孙孙永宝用”，满足人们追求永恒的心理。3、由功用性质言之，乃取决于青铜器本身的基本性质和社会文化功能，简要说来就是郑玄所谓“示和”、“见情”。而这一点非常重要，需要着重予以阐述发明。谨请参见小文《青铜器礼义论要》。

中国文化是礼乐文化，中华民族传统的生活方式是礼乐生活。礼乐生活最重要的和有代表性的生活用具就是礼器。

所谓礼器即行礼之器，是古代最重要而高尚的礼活动所用特定器物，是礼及礼制的体现和物质载体。礼器是调节天人关系，社会关系以至个体生命之身心关系的媒介和工具。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定礼器是中国古代文物的主要的、有代表性的、也最有价值的核心构成。

中国古代礼器是礼活动——中国古典社会生活中最重要、最高尚的活动中所使用的特定性器物，也就是向上天和祖先敬献的特定礼物及其敬献的时所使用的特定器具。

礼器一个庞大的物质文明系统，包括玉器、丝帛、牺牲、黍稷、酒醴、盛具（青铜器）、服饰、乐器等等。其中最主要和最重要的无疑是玉帛二精，其次则是承装敬献祖先的牺牲、黍稷、酒醴以及用以洁身沐浴的青铜器和为激扬情感、营造氛围、以隆其盛的钟鼓乐器及仪仗器具之属。故孔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l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其虽意在否定形式而强调内心之虔诚，但毕竟无意当中道出了玉帛钟鼓在礼活动中的本来的和主导的地位。

礼器是由巫觋文化时代事神行为中所使用自然的，或人为的一些灵物、法器逐渐演变而来。彼时灵物、法器是多质材、多形制、不成体系、随意性很强的，如陶、石、木、贝乃至玉帛等等不一而足，形制如彩陶盆、白陶鬶、黑蛋壳陶高柄杯、石磬、木鼓等，有许多当有待我们去进一步或重新审识。

礼器的基本特征：一是材质相对固定；二是职能专业化；三是仪式程序化。它构成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礼器以材质分基本有三类：

1、玉；2、帛；3、青铜。当然也包括皮、石、贝之属(如鼓、磬)。

以社会功用分，礼器大致有五类：

1、主礼器——祭玉、瑞玉、佩玉及葬玉；

2、盛器——A)牺牲之盛：鼎、鬲、甗、豆、俎之属；

B)黍稷之盛：簋、簠、盨、敦之属；

C)酒醴之盛：觚、爵、斝、卣、壶、尊、罍、觥、觯之属；

D)盥沃之盛：盘、匜、盂、鑑之属。

3、礼服及籍具——丝帛，荐玉之藉和郊庙之服等。

4、乐器——钟、铃、铙、铎、鼓、磬之属

5、仪仗器——钺、戈、矛、戚、戟以及车马器之属

我们还可以从其性质、意义等来划分，基本有两大部类：

1、宗教祭祀之礼器

⑴祭玉——璧、琮、圭、璋、璜、琥之属；

⑵质——牺牲、酒醴、稻粱、缯帛之属；

2、社会人伦之礼器

⑴瑞玉——圭璋之属；

⑵佩玉——璜与管、珠之类以及装饰性、写实性雕件组合；

⑶贽——璧、圭、帛、鬯、羔、雉以至榛、栗、枣、脩之属。

⑷碑刻——青铜器“铭功纪德”功能的载体转化，主要包括碣、碑志、石经等。

⑸印玺——礼器走下神坛，走出宗庙，进入日常社会生活的一种新型青铜器——信器。

“五四”运动是我国历史上一场伟大的新文化运动。它对中华民族做出的最重要贡献是请来了两位大名鼎鼎的洋先生，德先生和赛先生。两位洋先生不辱使命，帮助我们发展了物质文明，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同时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政治文明，对中国走向现代化有重大推动之功，可谓功德无量。

然而，由于“五四”运动的缘起或宗旨非常明确且单纯：救亡图存；更由于作为舶来品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本身局限性;民主指向人的外在行为，“科学并没有使人性得到完善”（康德语）。两位洋先生显然不能满足中华民族，满足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

《易·系辞》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下之“器”，尤其科学之于人类，固然不可或缺，具有基础性的意义。但形而上的超社会、甚至超自然的，“圣而不可知之”（孟子语）的“神”和人类内在的心、灵（性、命），情感则更为重要。黑格尔说：“一个没有形而上学的民族就好像是一个没有祭坛的神庙。”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神”，没有灵魂，没有精神支柱，没有形而上的本体论的支撑，就失去了社会发展的文化根基和命脉，就没有了发展绵延的动力，社会就没有了约束的机制和制衡的力量。这个民族的成员就如同精神浪子，无所皈依，无从着落，没有信仰，没有精神寄托，没有精神家园，就必然走向平庸，走向物质，走向功利，甚而走向罪恶。

果不期然，一个不容否认且令人十分揪心的事实发生了：自“五四”打倒孔家店，五零后汉字改革，六零后文化大革命，甚至七零末改革开放以来，以“五经”为主要构成的国学日以走出了国人的生活，日以远离了国民教育体系。于是，中国人认不得中国字，中国人不读中国经，科学素养日渐提升，人文素养越来越差，离我们的文化传统越来越远。进而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终于成为一种奇异的存在：崇洋媚外，舍己从人，一味追从西方强势文化，失去了我们民族的自信，文化的自信。于是，在我们国民享受到越来越丰富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却付出了越来越大而不应有的代价：生态的代价和诚信、道德的代价。

进入新世纪尤其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的党和政府日以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认识到作为民族的本然基因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的根本性作用。由此开始注重精神文明建设，更特别明智地提出了“文化自信”的国策方针。

“执中善下大明咒，自信须知我是谁”。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本体认知，是“文化自信”的前提。国学的复兴是“文化自信”的基础和关键。何以认知，又何以复兴？有两大路径或曰两大工程亟需进行。其一是激活，指向成年国民。激活存在于成年国民生命体内的国学因子；其二播种，指向我们的下一代，给孩子们播下国学的种子，让孩子们伴随国学成长。

（载《中华文化》第一辑，中华文化学院主编，东方出版社，2024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