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林明，1945年9月出生，籍贯福建省长乐县(今长乐市)，北京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1980年年底进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2005年9月退休。主要从事西文图书编目工作，多次参加中国图书馆学会、国家图书馆和CALIS(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的研究项目。

2013年9月林明在CALIS联合目录质量控制专家组会议作专题发言

1980年年底，我走进了北京大学的知识圣殿——图书馆。从那一天起，我在图书馆编目岗位上奋斗了25年，于2005年9月退休，至今仍在发挥余热。

从零做起不断进取

我刚到图书馆，就被时任副馆长梁思庄先生派到编目部的西文图书整旧组。当时由于历史原因，还有长期存放在红二楼(才斋)顶层的几万册中西文图书尚未编目，馆里成立了以韩荣宇先生为组长的西文整旧组，主要任务就是把那些积压多年的西文图书清理出来，以解燃眉之急。

西文整旧是一项艰苦繁重的工作，红二楼的楼顶几十年没有打扫，积满了灰尘，我和几位同事每天在低矮昏暗的顶楼挑选图书(这些书打捆堆放在地上，需要逐一拆开查看)，再把挑出的书放到筐里，抬到楼下，用平板三轮车拉回图书馆。每次回到馆里，我们戴的口罩、鼻下都是黑的。把书拉回以后，还要把每本书擦拭干净，以供编目之用。这些书大部分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甚至更早出版的西文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沉睡多年，终见天日。我们的工作拯救了一批有历史价值的图书。

与此同时，全国期刊联合目录的编制工作也正在进行。北大图书馆是全国期刊联合目录的重点单位，为此馆里成立了馆藏期刊清点小组，人手不够，就把我抽调去帮忙。清点时，馆藏期刊实际数目和卡片登记的刊号必须相符，有疑问时还要到专业阅览室去核对。我在那里干了几个月，期刊部主任觉得我干得还不错，有意把我留在期刊部，但梁思庄先生坚持要我回编目部学习西文编目。从此，我开始了长达二三十年的西文编目生涯。

起初，我的工作比较简单，就是加工卡片。说得具体一些就是，编目时为每本书配置一套目录卡片，我要在每张印制好的卡片上端空白处用打字机打上外文书名、编著者或其他信息，以供读者检索。我通过向老编目员请教和阅读业务用书，逐渐领悟到所加工的每一张卡片都是附加款目，在图书馆目录中起到扩大检索范围的作用。图书馆目录不仅要向读者提供基本检索点如著者名字，还要提供各种附加检索点，如书名、丛书名、主题、编者、合著者，以及读者可能想到的其他检索点，以构成一个目录体系。一个好的图书馆必须有十分完善的目录体系，才能很好地为读者服务。长期以来，编目一直是图书馆的基础业务工作。梁思庄先生对编目建设抓得很紧，经常到编目部查看工作，一再强调千万要注意质量。她还多次举办业务讲座，请图书馆系的老师讲授工具书的使用方法，有时还亲临听课。可惜我到馆才一年多，梁先生就因重病离开了她终身热爱的图书馆，但这位老一代图书馆工作者的敬业爱业形象，却永远被铭记在我的脑海中。

1982年，北大图书馆西文编目在国内率先使用《英美编目条例(第2版)》(AACR2)。AACR2是英美等国于1978年出版的综合性编目条例，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韩荣宇先生带领全体西文编目人员认真学习AACR2的英文原版，要求每人负责翻译AACR2的一章，在业务会上汇报学习体会，韩先生作点评总结，他还亲自给我们讲授AACR2的核心章节。此外，北大图书馆还首先恢复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中断的据LCSH(美国国会图书馆主题词表)编制的主题目录。主题目录最能集中反映一个图书馆的编目业务水平，改革开放初期，国内还只有北大图书馆能够编制主题目录，其他图书馆尚未开展这项工作。韩先生带领我们认真学习主题编目手册，使我们初步掌握了主题标引的基本技能。我们几位到馆不久的年轻人跟韩先生学习编目时，他对我们做的著录、标目、分类，甚至难度较大的主题标引，都认真审阅批改，我们编目时有疑难问题都向他请教，他总是诲人不倦，经常带领我们查找各种外文参考书。韩先生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我们。在他的倡导下，北大图书馆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就建成了一支在国内具有较高水平的西文编目队伍。

1984年，中国图书馆学会组织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今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共同编写《西文文献著录条例》(下称《条例》)，这是将AACR2本土化以适合我国国情的重要举措。我跟随韩先生参加了这次编写工作，负责撰写有关“著录”的章节。我心中没底，不敢懈怠，细读了AACR2的有关章节，多次向韩先生请教，获益匪浅。韩先生作为《条例》的两个主编之一，对《条例》做了通稿审校，对我撰写的章节也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条例》是一部适用于全国图书馆使用的西文编目条例，出版以后在国内产生了很大影响。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全国高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举办了几次西文编目培训，我参加了所有的培训工作，以讲授著录方法为主。当时讲课的技术条件是很有限的，既没有投影设备，也没有PPT演示，只有一块黑板加几支粉笔，讲课大纲也是自拟的。在一次培训中，一位老师因病不能来讲课，我仓促上阵，竟然把整部《条例》都讲了下来，这表明我的业务基本功还是比较扎实的。培训要留有一定时间做实践练习，我搜集了二三十种不同类型的图书实例，复印了封面和题名页，加上必要说明，发给学员做练习。通过对《条例》的编写和培训工作，我的业务能力和学术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1988年，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IFLA，以下简称国际图联)出版了《国际标准书目著录(第2版)》(ISBDs)，这是在国际范围内进行书目控制的指导性文件，是各国开展国际书目信息交流的共同需要。全国文献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六分会立即组织翻译，以加速我国文献处理的标准化进程。我被推荐参加这次翻译工作，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韩平老师合作翻译了ISBDs的专著分册。ISBDs的中译本于1989年出版，极大促进了国内文献著录标准化工作，使各种语言文字和各类型文献的著录方法进一步统一和完善，ISBDs、AACR2和《条例》成为我国西文编目工作的必备工具书。

直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图书馆的编目工作还处于卡片时代，编目时首先需手写工作单，包括著录、主要款目和附加款目、名称规范、编制主题标引、分类等内容，经审校后用打字机打出蜡纸底版，印制为成套的卡片，然后用打字机在卡片上端打出各种附加标目，再根据字母顺序将这些卡片排列入内部公务目录中，排片时发现问题，退回修改。一环扣一环，后一环节是前一环节的质量关，整个过程是标准化、程序化的，要求各岗位认真负责、一丝不苟。这种现在看似落后的工作方式，或许难以被计算机时代的“80后”“90后”理解，但恰恰是这种手工工作方式培养了编目员的目录意识和质量观念。在这种工作方式中，我们能看到目录是一个内部相互联系的有机体，而不仅仅是一大堆数据。

编目工作的特点是实践性很强，需在实践中不断提高，我起初处理较容易编目的图书，在积累了一定经验以后，也可以处理难编图书和特殊文献(包括缩微资料、地图、幻灯片、手稿等)。我曾经手的重要特殊文献有：外国手工绘制的几幅19世纪中国的地域图、20世纪以前出版的美国经典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汇编的缩微复制品、二战中的中缅印战场文献档案的缩微资料、美国基督教会历史文献的缩微资料、外国著名作家的手稿，等等。实践的磨炼使我的业务更加娴熟，新上岗的年轻同事开始由我带领培养，某些关键性业务环节也开始由我负责，比如编目最后一环节是在内部公务目录中排片，差错率应控制在5%以下，这一环节通常由有经验的老编目员把关，后来也交给我负责。多年来北大图书馆卡片目录的质量在国内享有盛誉，这与一代又一代编目员的业务水平和工作责任心是分不开的。

积极奋进勇攀高峰

时代在前进，编目技术也在发展。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西文编目的主要参考源一直是National Union Catalog (《全国联合目录》)的印刷版本，需人工检索，手工抄录，烦琐不便；从1984年起，改用美国国会图书馆发行的缩微平片目录，检索虽容易一些，但仍需手工抄录；1989年开始利用Bibliofile光盘技术编目，初步实现了打印卡片的功能，但仍属于馆内管理系统。2000年年底，CALIS(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在国内高校范围实现了联机合作编目，使国内外编目资源的共建、共知和共享成为现实，宣告了卡片目录的消亡。我们现在可以很容易地上网查找和利用源记录，可以采用计算机的字段格式编制书目记录，编目过程大大简化，编目工作在图书馆的地位不可避免地被边缘化。

但是，只要图书馆存在，就必须有目录去引导读者在知识的海洋中航行；只要目录存在，就必须有目录编制者(编目员)存在。虽然编目员职业规模会大大缩小，但只会变得更加精干而不会消失。一百年来，国内的图书馆目录发展经历了卡片形式、缩微形式、个体电脑输出形式，直到今天国内外范围的目录网络化，但这些变迁只是目录的媒介形式和交流技术的改变，图书馆目录的功能是永远存在的。因此，编目永远是图书馆的基础工作之一。

1994年韩荣宇先生七十大寿，馆里专门为他举办了茶话会，感谢他对图书馆事业作出的贡献，韩先生因年事已高，不得不离开工作岗位。从此，我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包括培养新上岗的编目员、担负编目总校职责、做难编书的原始编目等。十几年来我培训了十几位新上岗的编目员，虽然有一部分人因工作需要离开了编目部门，但他们因具有一定的编目知识能够更好地胜任其他工作。此外，外校图书馆委托北大图书馆短期代培的编目员，也多由我带领。

至今仍令我引以为自豪的一件事是我发现了四百多年前的一本《圣经》。20世纪以前出版的老旧西文图书大多都由我做原始编目，因为它们很难在网上查到可用的编目资源。某日，我无意中发现一堆旧书中有一本黑色封面的小书有些与众不同，拿起来一看，这本书的品相基本完好，精装皮面，书扣断损，含有似为彩色手绘的插图，书内有一些手写的墨水笔迹，虽褪色但仍可辨识，显然是书主人的笔迹。我意识到此书非比寻常。根据我的经验，18世纪以及更晚出版的西文书，皮革封面装潢已很少见，而且从纸张材质、印刷字体上看，此书也明显比18世纪的出版物显得更古老。我几次用放大镜仔细检视，发现它是一本拉丁文《圣经》，出版年以古老罗马字母表示。谨慎起见，我又用罗马数字的字母表进行核对，确认是1562年(相当于我国明代嘉靖年间)。此前，我馆收藏的西文善本中以16世纪出版的三种书为最早，包含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1533年和1572年两种版本。因此，这部《圣经》在我馆西文善本中可位列第二，而且极可能是国内目前发现的《圣经》最早版本，此书已被北大图书馆古籍善本部收藏。

从2000年CALIS联合目录组成立至今，我一直是CALIS联合目录质量控制/专家组的成员，曾参与CALIS和国家图书馆的一些编目研究项目。

2003年，中国图书馆学会组织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着手进行《西文文献著录条例(修订扩大版)》的编写工作，我再次参加编写，并担任副主编，进行全稿审校工作。在长期工作与研究中，我对AACR2各种修订版本的结构、条款和概念变化都有一些了解，这为我担任修订《条例》的副主编打下了较坚实的基础。

林明在百年校庆新馆竣工仪式上

与时俱进笔耕不辍

2005年我刚退休时，就被返聘在CALIS联合目录组做《中国图书馆分类法》与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间的分类转换工作。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是世界上最庞大的分类法，多达40余册，在美国公共图书馆有很大影响。了解它的结构体系，对国内西文编目的分类有一定参考价值。尽管这项工作后来因故暂停，但我通过大量对比研究，积累了有关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的许多知识，为CALIS数据库提供了一批原始数据资料。

此后我还被CALIS数据部返聘，到中国教育图书进出口公司与CALIS共建的编目数据中心指导业务工作，训练新上岗的编目员，包括校对著录、分类和主题标引等，同时自己也动手做一些难度较大的原始编目(如小语种图书、缩微资料、博士论文等)，我把自己编制的原始记录展示给其他编目员，当场讲解重点和难点。我把北大图书馆严谨、认真、扎实的作风带到这里，使编目员的业务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三年的时间，我在那里发挥了一些作用，是一个很称职的高级“教练”。

21世纪初始，国际编目领域发生了巨大变革。国际图联发表的《书目记录的功能需求》(FRBR)提出了书目实体属性和关系的框架性理论，引导各国编目规则的变革。我参与了国家图书馆组织的FRBR的翻译工作，翻译第5章“关系”，正好针对国内编目理论的薄弱环节。FRBR的中译本于2008年在国际图联网站上发布。

2003年，国际图联颁布了各国编制编目规则的指导性文件《〈国际编目原则声明〉草案》，我和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的王绍平老师、北大图书馆的刘素清老师合作翻译了该文件(我是主要执笔人)。该译稿首次在国内《大学图书馆学报》发表后，引起国内编目界的普遍关注。

我几次被邀参加国家图书馆采编中心组织的RDA(《资源描述与检索》)未定稿的研究课题，RDA是21世纪以来应数字环境的发展而拟订的最新国际编目规则，用于满足数字环境下资源著录与检索的新需求，它以《国际编目原则声明》为纲领，以AACR2为基础，将用于继承和替代已沿用近40年的AACR2。我对AACR2积累了许多研究，故能很快理解RDA提出的新理念，写出了几篇有关RDA与AACR2的比较研究文章，在国内核心期刊或论文汇编上发表，还被我国台湾地区图书馆期刊的论文引用。RDA于2010年正式出版，2012年又做了一些更新，国内很快跟进组织翻译。自2013年起，我参加了由国家图书馆主持、多个单位参加的RDA翻译工作，并且担任了审定专家组成员。RDA的中译本于2014年出版，很快在国内得到应用。此后，我参加了编写和审校《CALIS外文书刊RDA编目培训教材》的工作，曾数次在CALIS联合目录组召集的RDA外文编目培训班作专题讲课。

除编目研究外，我还应邀做了一些中外分类法的转换工作。我为CALIS数据部编制了《杜威十进分类法》和《中国图书馆分类法》之间的双向分类对照表。此前，国内已有杜威法转换为中图法的对照表，但较为粗略，我在此基础上加以修订扩充，并创造了从中图法转换为杜威法的反向对照表，这将有助于中文编目数据走向世界。可以说，我在分类法转换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退休以后我仍然笔耕不辍。我写文章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国内编目人员的水平，推动国内编目事业的发展，同时也不断充实自己的头脑，从中获得乐趣和成就感。

一点感悟

编目工作是一门十分小众的学问，不会有所谓的大手笔或新发现，更不会有什么轰动效应，但做学问不在于大，而在于深，要研究得专深是很不容易的。要从最简单的工作做起，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持续不断的积累和努力，甘坐冷板凳。“终一生，做一事”，要有积极思考、认真钻研、不断进取的精神，才有机会攀登到专业领域的制高点上。

回顾自己在北大图书馆的生涯，我感慨万千，自己所取得的一点成绩，固然有自己的努力，但更离不开北大图书馆浓厚的学术氛围，离不开老一代图书馆人的言传身教。北大图书馆不但是全国最大，而且也是亚洲最大的高校图书馆，它不仅具有极其丰富的藏书，也拥有国内一流的编目水平和强大的技术支持，得以为读者提供良好的服务，我正是在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今天，北大图书馆已经度过了120年的历程（编者：该文于2018年写作），借此机会我对北大图书馆表示衷心感谢，并祝愿她早日迈入世界一流的大学图书馆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