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轻翻开《人文宗教引论：中国信仰传统与日常生活》，这部30余万字的鸿篇巨著犹如一条时光的长河，流淌着中国人关于信仰与日常生活的涓涓细流，书中的每一页都闪耀着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李四龙教授对中国宗教文化的深刻洞察与独到见解。

十年磨一剑。李四龙深入田野，聆听信仰的脉动；潜心书斋，探寻宗教的灵光。他的“人文宗教”理论，为世人呈现出一幅幅鲜活、动人的历史与文化画卷，也为构建中国特色宗教学理论体系注入了新的活力。这部专著曾荣获北京市第十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现在，让我们共同走进这部专著撰写人李四龙的故事，感受他与华夏大地上的“信仰”共呼吸的学术人生。

 以信仰为线，织就生活

《人文宗教引论：中国信仰传统与日常生活》

李四龙立足中国人独特而具体的信仰传统与日常生活，以“人文宗教”这一概念为核心，分列五大章节，对其宗教学相关思考展开论述。一方面，他提炼出中国宗教特有的“人文宗教观”，阐释其“人文立本、感应为体”的理论内涵，以质疑西方宗教学的理论预设；另一方面，他倡导更符合中国社会实际状况的“宗教教育论”，将“社会教育”界定为中国宗教的基本功能，并试图以之为我国基层社会的宗教治理提供新思路。

纵观全书，李四龙贯通古今，以全球化视野开展研究，更涉足宗教学、哲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多个领域的理论，试图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学理论。

而理想与抱负的勃发绝非一蹴而就，在这部《人文宗教引论：中国信仰传统与日常生活》诞生以前，李四龙的宗教探索与观点打磨，已然经历了30年的漫长酝酿与悉心沉淀。

以初心为引，航行使命

指引李四龙开启宗教学研究之路的钥匙，一直埋藏在《人文宗教引论》一书的序言之中。这篇序言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著名宗教学家楼宇烈先生撰写，而楼宇烈正是李四龙走上宗教研究的引路人。

1993年，当时已然任职于某军工企业的李四龙，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强烈兴趣，决定报考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的研究生。经过多番波折，李四龙顺利拜入楼宇烈门下，并听从其建议，转向佛教研究，此后几十年间，他便在这一领域倾注了全部心力。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的李四龙在系所的不断重组中，辗转于宗教学、东方哲学等不同教研室，并最终进入了现今的佛道教研室。

“板凳一坐十年冷”，最初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朴素兴趣，在李四龙漫长而艰辛的学术探索中，并未消泯，反而蜕变为某种作为学者的使命感与责任心，推促着他不断筑牢并扩展自身的学术坐标。

楼宇烈先生

李四龙

以人文为魂，凝聚宗教之光

早在1994年，北大宗教学系筹建之初，楼宇烈等人便怀揣着学术理想与文化追求，立志寻找中国宗教的独特之处，尝试提炼属于中国的宗教学理论体系。这一理想，如同种子般深植于北大这片沃土，等待着合适的时机生根发芽。

时光荏苒，2005年，正值宗教学系成立十周年之际，李四龙以其敏锐的眼光和深沉的使命感，观察到了宗教学课程体系的某些不足。于是，他决定开设一门全新的课程《中国宗教史》。这一决定，不仅是对北大宗教学课程体系的创新与完善，更是对中国宗教文化的一次深入探索。与一些学校因师资不足而只能笼统概述宗教课程的做法不同，北大哲学系因师资雄厚而长期各专其事，各自开设特定宗教的课程，乃至很难全面系统地阐释中国宗教的特点。于是，在楼宇烈的大力支持下，着力于带领初学者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宗教与中国人信仰的《中国宗教史》成功开讲并延续至今。时至今日，谈起这段往事，李四龙仍不无感慨：“我那时候就只是想着，作为新上任的系领导，我总得为宗教学系做点什么事，那就开一门课吧。于是，北大历史上第一次有了这门《中国宗教史》。”

而李四龙这份“总得做点什么事”的执着心愿，在2009年得到了更强大的动力支持与思想累积。彼时，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成立，李四龙担任副院长，需要处理研究院内众多直接与社会现实关联的组织性工作。这些事务迫使他走出个人学术构想的象牙塔，深入了解并思索国家层面的宗教状况与治理课题。而在具体的社会语境中，信仰不再只是李四龙所专长的佛教理论，甚至不再是抽象思辨的思想翻飞，而是切实的言行举止、饮食起居和日常生活。于是，李四龙经常和海内外宗教学同仁深入田野，走访调查，从港澳台到大西北、从长三角到珠三角、从中原大地到雪域高原，他开始关注信仰在民众生活中的实际作用与影响。“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关心的不是民众在信什么，而是信仰如何影响并塑造着当地的社会生活。”李四龙解释道。

信仰的方式有时比信仰的内容更重要。正是在这样的田野调查中，李四龙得以用确切的中国经验，冲破传统的西方宗教预设，打通从佛教研究到宗教学理论研究的中间层，尝试构筑中国特色的宗教学理论。他坚信，一本书需要有一个灵魂，而“人文宗教”这个概念正是这部著作得以区别于他者、显出不可取代之价值的灵魂所在。为此，他从2010年起着手创办并主编学术集刊《人文宗教研究》，邀请同道好友一起探讨“人文宗教”。

《人文宗教研究·第13辑》

然而，正当李四龙在宗教学研究的道路上不断前行时，新冠疫情突然爆发，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疫情，李四龙并未退缩，反而将其视为一个难得的写作契机。他相信，只要积极配合防疫工作，国家与医学界一定能够战胜这场疫情。在疫情最紧张的几个月里，他选择了安心留在家中，利用这段没有俗事打扰的时光，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学术研究中。正是在这段特殊的时期，李四龙完成了自己著作中的关键章节。他论述了“人文宗教”这一核心概念，作为整部著作的灵魂所在——那个努力让中国宗教研究冲出西方“religion”藩篱的“突破点”，正式且系统地出现了。这一理论不仅是对中国宗教文化的深入剖析和解读，更是对西方宗教理论的回应和超越。它让人们真正认识并理解民众的信仰与宗教的意义，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宗教学理论体系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人文宗教”专题讲座海报

以劝善为魂，破茧而出

在“人文宗教”这个充满中国特色的概念之下，李四龙最希望强调的是中国与西方宗教间的巨大区别：尽管长期以来，中国的宗教概念与宗教研究都徘徊于西方理论的阴影，可事实上，“中国人对神的理解，对宗教的理解跟西方人真的很不一样”，所以“我们在中国讨论宗教问题，要扎根于中国人实际的现实生活”。

根据李四龙对中国人宗教生活、以及宗教在中国社会发生的实际作用的长期考察，他认为：中国宗教所真正强调的，不是信仰体系背后的神秘或超自然力量，而是对民众“劝善”的教育教化功能。换言之，中国民众最为关心的，从来不是具体的信仰对象，而是信仰“能否构建起一个美好的社会秩序”“能否带来美好的现实生活”。“你信什么都可以，但是你信了，就一定要变成一个好人。大家都信了，这个社会就一定会变得更好，这是中国人对宗教的基本态度。”

而基于这一认识，国家宗教工作中诸多难题的解决，或许会有更多的可循之径。自古以来，中国宗教的首要功能就是“劝善”，儒家主张“君子以为文，百姓以为神”，借助民间对儒释道三教的信仰融合，引领民众向善向好、和谐共生。因此，现在基层社会的宗教治理，首先要给基层群众提供丰富的终身学习机会，以教育化导人心；其次要允许基层群众有自己的宗教信仰，鼓励教职人员引导信教群众融入主流的社会生活，让人们合理地疏解情绪、明达乐观地对待生活，但党员干部要像儒家君子那样没有宗教信仰。

立足当下的学术硕果，展望未来的学科气象，谦虚的李四龙毫不掩饰对学科发展的雄心：“我们中国是一个大国，现在正要从一个经济大国变成一个文化大国、理论大国、思想大国。中国宗教学者也要有意识地去了解全世界的宗教现象，只有这样才能为这个国家更好地理解世界作贡献。”因此，李四龙的下一步是要“面向世界宗教史，更深层次的探讨宗教的时代特点，从本土宗教和外来宗教的关系维度展现中国宗教的深层内涵，不断丰富有自主知识体系的中国宗教学理论。”

尽管这条路道阻且长，但新一代的中国宗教研究者已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