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在一间整洁的卧室里，记者和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一起促膝而谈。老人向记者讲述起他的人生故事——他就是北京大学体育部的创建人管玉珊老先生。今年93岁高龄的管先生一生与体育事业有着不解之缘；出生于1912年，他用一生见证了中国自辛亥革命以来的风风雨雨，也见证了新中国的成长历程。虽然年事已高，可是管先生精神矍铄，思维连贯清晰。记者随着老先生的思绪，一会从美国回到中国，一会从燕京大学到北京大学，纵横跳跃。更有趣的是，此次采访是中英文交叉的双语访谈。管先生喜欢说英语，他这一辈子和英语也有着特别的联系。

一个体育天才崭露头角

“I’m proud to tell you, I have talent in sports！”采访一开始，老先生就单刀直入地谈起了自己与体育结缘的故事。从事了一辈子体育工作的管先生从小就表现出了出众的体育天赋。虽然在同学中间他不是最高大最强壮的，可是在初中、高中的每次体育比赛中他都能稳坐跑步项目冠军宝座。然而在高中时他得了一次阑尾炎，由于手术不是很成功，在恢复之后他的奔跑能力受到了影响。“我不能跑了，那我就跳！”老先生脸上还能依稀可见当年的英气。于是，19岁考入燕京大学化学系的管先生开始参加学校每次的Track Meet（大学运动会），更让人惊异的是，他在“三跳”，即撑杆跳、跳高、跳远中仍然是每年得第一。“那时的撑杆跳没有现在这样的合金杆子，我就一个人专程跑到崇文门花市挑了一根竹竿，拴在校车车顶运到比赛现场。比赛的时候我参加多项，最后一项是撑杆跳，当时撑杆跳暂时排名第一的选手以为已经稳操胜券了，结果当我手持那根竹竿跳过那位选手的极限高度时，全场的人都震惊欢呼了。”管先生不仅是“三跳”全能，而且是燕京大学棒球、篮球、垒球代表队队员。由于在体育方面的突出成绩，学校授予他Irish Cup和All-Round Cup。其中，管先生很看重Irish Cup，虽然只是一个小银杯，但是它是高尚体育道德的象征，而且这项荣誉只颁发给了他一人。管先生不仅在燕京大学小有名气，就是在华北地区高校的比赛中也是经常夺魁。

 一支球队声震华北

从24岁开始一直到80多岁，除了抗战期间的四年外，管先生一直从事体育教学工作，并且在26岁时曾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留学。在抗战之前，他曾受燕京大学第一任校长司徒雷登的邀请创建燕京大学体育系，后来又受北大时校长胡适邀请担任北京大学体育部主任，着手建立北京大学的体育部 ，新中国建立后又曾任体育总会副主席。在几十年的时间里，管先生一直为了体育事业兢兢业业。其中，最富传奇色彩的是他曾执教一支名为“木乃伊”的篮球队。这支球队崛起于华北体坛，所向披靡，威震平、津。“我利用在美国留学时所学的新理念来指导这支球队。完全打破了当时国内的常规打法。我向队员们强调篮球和体育的精神，在第一堂课上，我就在黑板上写下‘合作、体育道德、开动脑筋’，告诉他们一定要由basketball sense，即篮球意识。比起其他球队，我们的队员在场上无论是passing还是shooting 都尽力做到完美。因为我们打得很棒，所以每个月都会到上海进行表演。有一次和一支名为“黑白”的菲律宾球队有过交锋，当时引起很多关注，真的是万人空巷。队员们彼此间的感情都非常好，即使到后来球队解散了，队员们每年都会在正月初二到我家聚会，现在有两个队员已经故去，可是我们的聚会和感情交流从未间断。” 管先生说sportsmen ship（体育道德）是体育教学中最重要的部分，这也是他这么多年来体育教学的灵魂。“前几天有个50多年前的学生从东北给我打电话，他说50多年没见面，一辈子都忘不了您的教诲。”

一段独特的翻译官经历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燕京大学被迫关闭，管先生从北京转辗成都、兰州，最后在兰州西北师范大学任体育教员。当时日军在中国的攻击重点是在西南，1942年底日本攻占了缅甸后，就切断了中国与外界的最后一条陆路通道(该路从昆明经滇缅公路至缅甸的腊戌，再经铁路到仰光)。美国为了帮助中国抗日，和中国、印度人民一起在云南和缅甸之间修筑了历史上著名的中印公路。这条公路又叫史蒂威公路，即以美国支援中国首席将领史蒂威将军命名。正是通过这条公路，美国将补给源源不断地运入中国境内。和战况危险的西南相比，兰州是比较安全的，但是面对紧张的局势，同时又因为受身边共青团员以及诸如丁玲等左派作家的影响，管先生决定捐躯赴国难，马革裹尸、战死沙场。于是，年轻的他打算只身离开兰州奔赴西南。就在这时，他的一个同学告诉他，美军给云南运来了一批装甲坦克，可是美国士兵在教中国士兵操作坦克时遇到了语言障碍，因此需要大量的翻译，所以建议他去那里。因为从小就在外教的指导下学习英语，管先生的英语水平一直很好，尤其是口语很流利。于是管先生即刻前往昆明。非常巧合的是，管先生的同学John Liu就是史蒂威将军的主要秘书，经他介绍管先生成为了史蒂威将军手下一名少将的翻译官。后来由于工作的需要还曾担任如张发奎等国民党高级将领的翻译。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还曾想让管先生担任具体国民党内部官职，可是管先生毅然拒绝了。然而就是这段经历使得管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运动中都被扣上了“右倾”的帽子，成了斗争的对象，直到后来平反了才摘掉了“帽子”。谈起那段灰暗的日子，先生有些唏嘘，可是最后他坚定地说“我虽然是个党外人士，可是我是个爱国者！”
   
从小就表现出的体育天赋让他和体育结缘，后来又将对体育的热爱投入到体育教学研究、管理工作，管先生将一生都奉献给了体育事业。回首人生，管先生面带笑容地说：“Looking back without regr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