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花两天的时间重读了《红房间》，勾起了自己20多年来有关阅读和生活的记忆，甜蜜又感伤。过去的生活已经一去不返，过去的阅读却是历久弥新。20多年来我在阅读那些伟大作品的时候，总是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作家那里，读到自己的感受，甚至是自己的生活。假如文学中真的存在某些神秘的力量，我想可能就是这些。”（《我的阿尔维德•法尔克式的生活》——余华）

2005年10月19日，北大民主楼内，中国著名作家余华在斯特林堡国际研讨会上，作了题为“我的阿尔维德•法尔克式的生活”的主题演讲，历时一个半小时。同时在场的还有三位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其中包括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中唯一的一位汉学家，瑞典文学院院士马悦然。

中国文学于诺贝尔文学奖的百年缺席一直是国人耿耿于怀的话题，所以，当仅有的18位瑞典文学院院士评委中的三位亲赴中国，当马悦然院士的口中报出“李锐、余华、莫言、苏童、阿城、冯骥才、王安忆、曹乃谦……”一长串他喜欢的中国作家的名字，当余华与马悦然共同亮相研讨会现场……我们的心中不免又多了一份期待。

《红房间》是斯特林堡写于1878年的长篇小说，余华细细回忆了自己对该小说的阅读经历，品味小说中的经典段落，惊叹于斯特林堡叙述中那些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甚至是与今天的中国相似的故事。

在演讲后回答乐黛云教授的提问时，余华谈了对“在深远广大的时空范围内，文学作品常常出现惊人的相似”的看法，他认为：世界有时候很大，有时候很小；人有时候很复杂，有时候很简单。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总是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欲望、情感只有借助文学作品加以表达，不论阅读还是写作都有助于人生的完整。

文学中这种神秘的共通的力量的存在，是余华，也是诺贝尔文学奖所坚信的。

当被问及“如何看待中国百年来文学发展与20世纪对外国文学译介的密切关系？如何在本土关怀与外来影响之间寻找平衡？”时，余华承认“我们这一代作家共同选择了世界文学（西方文学）”，认为那是一种宽广的阅读，可以从陌生中寻找熟悉的东西。

诺贝尔与中国文学之间的桥梁早已架起，彼此之间的了解正在不断加深。但正如余华之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表示的：“我已经写了20多年了，我知道什么是我应该去想的，什么是我不应该去想的，写作是我可以控制的，至于能不能获奖不在我的思考范围内。”余华在演讲中强调了自己的原则，“我要按照自己内心的需要写作”。

在余华们体悟斯特林堡的叙述时，马悦然们也在积极地译介中国优秀作家的小说，诗集，也许在这样的平等沟通中，“中国文学是否会继续缺席21世纪诺贝尔文学奖”的问题已经不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