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今年是《新青年》杂志创刊90周年。

《青年杂志》（1916年起改为《新青年》）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新文化运动为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翻开新的一页，为新思潮的传播披荆斩棘，开辟道路，也揭开了“五四”运动的序幕。  

《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1917年初受聘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又引出这份杂志与北京大学的一段历史因缘。为此，记者特别专访了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程曼丽教授。在她学者睿智而深切的思考中，在她舒缓悠然的语调中，我们再一次穿越时光，感味那段历史。

结缘北大    首倡国民文学

“对于吾国国学及国文之主张，曰百家平等，不尚一尊；曰提倡通俗国民文学。誓将此二义遍播国中，不独主张大学文科也”。    ——陈独秀倡导于《新青年》

记者：（以下简称记）

程曼丽教授：（以下简称程）

记：新文化运动，掀起了中国近代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思想解放潮流。《新青年》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如何与北大结缘？

程：《新青年》原来由陈独秀一人在上海编辑出版。1916年11月底，陈独秀到北京为亚东图书馆和群益书社招股，逗留了一段时间。当时刚刚接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广为纳贤，聘请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于是陈独秀把《新青年》从上海带到了北京大学。他联系北京大学主张思想文化革新的教授，共同倡导新文化运动，使北大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新青年》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号角。

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北大，是怎样的一种情形？而《新青年》在北大的落根，给北大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程：我们知道，北京大学前身为京师大学堂，是戊戌新变法的产物，民国成立后改为国际北京大学，成为全国最高学府。但是在当时，在历届军阀政府统治下，北大充满了封建文化的气息。正因如此，日益增多的出国留学生以及国内各类新式学堂培养出来的知识青年对此非常不满，都怀着希望将它改造成为真正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高等学府。

1916年9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依靠一批“新派”教授，在学校体制、教学内容、师资队伍等方面进行了诸多改革。1917年初陈独秀接受蔡元培聘请就任北大文科学长之后，大刀阔斧进行文科教育改革，重新制定了文科课程，打破尊儒重经的传统，大力推介历代写实的、通俗的文学作品，增聘思想先进的教员。陈独秀在北大整理、建设文科的同时，利用《新青年》宣传自己的主张，表示对于国学和国文的各种主张，要百家平等，不尚一尊，提倡通俗的国民文学，将此传遍中国大地。

相续汇聚     共鸣新文化之音

“自第4卷第1号起，……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不另购稿”。

                                    ——  1918年第4卷第1号《新青年》轮流主编

记：您能描绘一下，当时北大的学人与《新青年》是怎样的一种紧密联系？

程：《新青年》被带到北大之后，一批仁人志士相续汇聚在了北大和《新青年》周围，这也使得北大成为当时思想活跃，学术兴盛的最高学府。在这其中，我们可以数得出来的比如：持“文学革命”主张的胡适留美归国，1917年夏经陈独秀举荐到北大担任教授。刘半农也在同一年年底从上海到北大担任教授。鲁迅当时在北京政府教育部任职，在陈独秀、钱玄同等人的鼓动下，也提笔撰文并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周作人到北大国史馆工作以后，渐渐和《新青年》建立了联系。而李大钊早在1916年5月从日本留学归国前夕，就开始给《新青年》投稿，回国后应邀成为《新青年》的特约撰稿人。1918年初李大钊到北大图书馆接任了馆长职务后，大量添置和购买了介绍新思潮的各种图书和报刊杂志，与《新青年》的联系也更密切了。此外，经陈独秀等人的介绍，北京大学还聘任了不少思想进步、主张革新的“开新派”教员。他们都是《新青年》的支持者。这些“社友”就刊物的内容以至编排形式经常讨论，提出改进意见。

记：当时的《新青年》的稿源从何而来，是如何进行运作的呢？

程：从1918年1月第4卷第1号开始，《新青年》由陈独秀一人“主撰”改为“社友”们组成编辑部，共同研究，轮流主编，并且宣布所有撰写编译，都由编辑部人员共同，不单独征稿。编辑部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然后由编辑部同人轮值主编。主编对稿件有权衡取舍之权。参加编辑部活动的人分为两种，一种是“轮值编辑人”，有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李大钊、沈尹默等。还有一种是所谓的“客员”，即经常写稿并参与讨论有关杂志编辑、发行的重大问题，但不轮值主编，有鲁迅、周作人、高一涵以及陶孟和、王星拱、陈大齐、张申府等。

             
痛砭时弊     奋呼国家兴亡

“无论何人，一旦有枪在手，便焚杀淫掠，无所不为，国法人言，无所顾忌，尚复成何世界”。——《新青年》由“不谈政治”到反对“武力政治”

记：《新青年》曾主张从教育、思想、文化方面破旧立新，“不谈政治”，这一主张是由何产生的，当时的社会、政治又是怎样一种情势？

程：编辑部曾约定《新青年》“不谈政治”，着重从教育、思想、文化方面建设资产阶级政治的“基础”。《新青年》从第4卷第1号起，取消了国内和国外《大事记》专栏；针砭时弊的论文不见了；而翻译小说、剧本，介绍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内容大量增加。
就在这些教授、学者们坐在屋子里为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建造“基础”的时候，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推行封建独裁统治愈演愈烈。段政权将大量借款用于内战，秘密签订出卖国家利益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镇压人民的反日爱国斗争，镇压留日学生归国反对《协定》的爱国运动。与此同时，段政权设立“新闻检查局”，加强舆论管制。1918年9月，京师警察厅以刊登《呜呼三大借款》一文为罪名，将《国民公报》、《晨钟报》等9家报纸、通讯社查封，传讯报纸编辑人，将其拘役或判刑。后来又颁布钳制舆论的《报纸条例》。

记：我们看到，陈独秀从第4卷第4号开始撰写针砭时弊的短文，改变立场，极力反对“武力政治”，这是否也意味着《新青年》的一种转变？

程：封建军阀独裁统治进一步强化，为维护旧文化、旧伦理的行为大开绿灯，使新文化运动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阻力。在这种种变故面前，《新青年》编辑部同仁的思想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第4卷第4号开始，《新青年》增辟《随感录》专栏，由陈独秀带头撰写针砭时弊的短文。他改变以往拥段立场，发表文章否定不议时政的主张，强调在有关国家民族存亡的根本问题上，绝对不能“装聋作哑”。陈独秀思想认识的转变，使《新青年》在反封建文化方面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新文化运动也在更广阔的领域中展开。

九十年过去了，再度回首，北大与《新青年》的精神光芒相互交汇、融合，历久弥新。值此纪念《新青年》杂志创刊90周年之际，在回溯历史上那段流金岁月的同时，我们也在重温北京大学的人文精神和历史传统。文/杜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