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3日，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内高朋满座、气氛热烈，北京大学教授任光宣等15位俄罗斯文学、文化研究者在这里接受俄驻华大使颁发“马克西姆·高尔基奖”。在人民网获知这一消息后，我们马上和任教授所在的外国语学院取得了联系，并辗转找到了任教授。在得知我们的来意后，任教授愉快地答应了我们的采访要求。于是，约定5月24日下午在一院面谈。

下午三点钟，任教授准时出现在我们面前。一见面，任教授便略带歉意的向我们表示“家里的事不太管，本想把奖章带来了，可是爱人上班去了，自己没找到”。于是，我们的话题也就从获奖开始了……

“我只是代表国内同行去领奖而已”

新闻网记者（以下简称“记”）：任教授，请您先谈一谈刚刚获得的高尔基奖吧。

任光宣教授（以下简称“任”）：好的。去年年底，俄方通知说准备设立一个奖项，来表彰中、俄在教育、科研、翻译、出版等领域做出成就的学者。由于是俄方颁奖，所以在考虑人选时，一方面根据俄罗斯国内文化往来的记载，并征求了俄罗斯作家协会和有关文化团体的意见，最后确定了名单。这个名单确定了以后，又广泛征求了中国作家协会、国内一些学者、前辈乃至后来之辈的意见。

“马克西姆·高尔基奖”是俄罗斯首次设立的，它分两个层次：一个是勋章，包括证书和奖金，全国有5位；另一个是奖状，也有奖金，全国有10位。虽然在奖励档次上有区别，但是就我个人而言，无论是比起其它4位勋章获得者，还是比起10位奖状获得者，我觉得他们都比我好，他们做了比我多的工作。在他们面前我还是诚惶诚恐，虽然我也60多岁了，但是在那些老先生面前，我属于后生之辈，这是第一。第二，我觉得俄罗斯奖给我们，不但是奖给我个人的，首先是奖给中国千千万万的俄语工作者、俄罗斯文学研究者、教育者的，所以，我只不过是代表他们去领奖而已。再者，我认为之所以得奖应该归功于北京大学。如果没有北大这片沃土，没有北大这样一个深厚的人文环境，没有北大多年来对我的培养，没有北大这么多的老师们多年来对我的谆谆教导，也就没有我的这个奖项。所以，我根本没有把这个奖看作个人荣誉，而是看作一个集体荣誉，是我们外国语学院的荣誉，我们北大的荣誉，我只不过为北大这个具有传统历史、崇高的国际声望的学校增添了一砖一瓦，增添了小小的色彩。因此，想到这点，我觉得非常欣慰。

记：我们也得知您之前也获得了一些其它的奖项，像普希金奖、俄中友谊奖等。那么，这次的高尔基奖与他们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任：高尔基奖是俄罗斯首次设立的，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不仅有奖章，还有一定的奖金。这个在俄罗斯来说是绝无仅有的。俄罗斯除了列宁奖、斯大林奖之外，在近30年来，特别是奖励国外学者，奖金是很少有的。自从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在近20年来，国家经历了大的政治动荡，引起了经济上的滑坡，整个国家处于一个艰难的转型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在俄对外银行的资助下，俄方才拿出这样一些钱——虽然不多，我们更看重它的政治意义和文化意义。我觉得这是俄罗斯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的体现，是对中国学者工作的肯定。尽管不多，但就跟我们说的那样“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我更把它当作一种激励，更好地投入到今后的教学和科研中去。

在更深层的意义上，今年是俄中文化年，高尔基奖作为文化年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俄方对此也高度重视，此次来华的代表团阵容非常庞大，规格也很高，包括俄作家协会主席瓦·加尼切夫、当代一流作家瓦·拉斯普京等。

记：您认为这次是什么打动了高尔基评奖委员会？或者说您认为自己在俄罗斯文学研究领域内有何特别之处？

任：华东师范大学的一位教授在总结国内俄罗斯研究的现状时，提到我在国内俄罗斯艺术、宗教研究领域内处于领先；另外，我所研究的几个领域在国内都是较少被研究的，比如俄罗斯艺术，当时国内少有人研究。像《俄罗斯文学史》是国内唯一一部用俄文写成的俄罗斯文学史，获得了北京市精品教材奖，它也让俄罗斯人惊讶：在这部贯穿公元10世纪到20世纪末的文学史中，除了印刷错误外，挑不出别的语法错误来。

另外，我不是一个理论家，而是以一个爱好者的身份去谈自己的心得体会的。

记：怎样看待这次的获奖？

任：前面我也说了，获奖并不是我做得多好，这是中国俄罗斯研究界共同的成绩，我只不过代表大家去领奖而已。第二，这是北大培养我的结果，离开了北大，我什么也不是。人还是我，但不会取得这样的成绩。第三，对任何获奖，我都认为并不代表就比别人优秀，只不过给你一种鼓励，这种鼓励恰好落在了你的头上。获奖能更好地激励你前进，鼓励你去做好各项工作。而且，我会很快忘掉它的，就像《从头再来》里唱的那样，这就是我的态度。

“中国俄罗斯研究引起了国际关注”

记：目前国内在俄罗斯文学、文化研究方面的现状是怎样的呢？

任：改革开放以来，新一代俄罗斯文学研究比老一代的研究者有更好的条件，国家取消了各种限制，加强了文化的往来与交流，再加上现代媒体为我们提供了优越的条件，使得我们能够及时、准确地了解对方的文化发展的现状。还有，我们现在的学者基本上不存在温饱问题，生活上没有后顾之忧。可以说，我们这一代人拥有了进行学习和研究的各种条件。

在研究上，我们经历了几个阶段。老一代的主要是以翻译、介绍为主，像曹靖华、戈宝权、草婴等，为俄罗斯文学的翻印和介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由于当时条件所限，那时的研究工作相比之下少了一些，不是他们没有能力，而是那时要研究就得先翻译，没有介绍就没有研究。现代的研究者俄语水平都很棒，既是阅读者、又是研究者，他们直接接触原文文本，这和通过译文的研究是两个层次，在研究上也就更深入一些、先进一些，出的成果也就更多一些。

从研究的水平上来说，我们中国学者有了自己的声音，可以直接与俄罗斯本国的研究者对话。我发现，与俄罗斯研究者相比，我们并不滞后，因为我们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和声音，所以我们反而更受到关注。举个例子说，在2004年，我应邀参加俄方主办的索尔尼琴纪念研讨会，大会规定每人有20分钟的发言时间。但是到我发言时，时间不够了，于是大会主席征求了代表的意见后特许我继续，最后我占了40分钟；这还不算，发言后，每人有5分钟的自由问答时间，我被问了足足有15分钟。我并不是说自己的发言有多好，而是说我们有自己的声音和视角，引起了国际学者对中国俄罗斯研究者成果的兴趣。

记：作为一位多年从事俄罗斯文学研究的学者，您是怎样理解和看待文学研究在沟通和加强中俄两国关系方面所发挥的作用的？

任：中俄自上个世纪末确立了战略合作的伙伴关系，这是两国人民共同的需求和愿望，也是睦邻友好、团结合作的具体体现。但是，任何政治、经济关系都要以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作为支撑。没有一种文化的支撑，任何政治联系、经济往来都不会持久。可能我是文化人，看重文化。我认为中俄两国人民主要在于精神的友谊和支持，这种精神支持主要靠文化往来去实现。这种精神、文化的往来又恰恰为政治交往、经济往来和外交联系作支撑。

文化是长久的，艺术是没有国界的。俄罗斯文化虽然起步晚，但是它起点高，进步快。我们唐诗、宋词都繁荣过去了，他们还没有自己的文字；但是在19世纪从普希金到托尔斯泰一下子涌现出一大批作家，还有绘画家列宾，音乐上有柴可夫斯基、肖斯塔科维奇，还有它的芭蕾舞、小提琴演奏等等，都源源流入中国。我们国家自“五四”以来接受的都是俄罗斯文化。从我们第一位系主任曹靖华起，就是从翻译俄国进步作品来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甚至到现在还在影响着我们。举一个例子，一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唱遍了整个中国。当然，现在的俄罗斯从新闻媒体到电影中都被冷落了，实际上我可以毫不客气地说，美国大片与俄罗斯艺术相比缺乏一种深刻的内涵，俄罗斯有一种深厚的文化积淀，体现着民族的精神和思想。

我曾说过：“希特勒、拿破仑战胜不了的民族，是伟大的民族，这样的民族会有光辉的未来。”所以，俄罗斯虽然不及我们的文明古老，但是可以与我们形成互补，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加强两国的文化交流、加强两国文化学者往来的意义所在。同时，这种文化的交流是永恒的、长久的，可以促进两国的政治、经济和其他领域的往来。

“北大给了我一切”

记：谈谈您的个人经历好吗？

任：我于1944年出生于河北省怀来一个普通的家庭。父母在50年代离京支边到了内蒙古。1959年，我从高中开始学习俄语，学了3年后考上了内蒙古师范学院。当时外语没有英语，只有俄语。实际上我是学理工的，但是高中时我很瘦小，我母亲说你这么瘦小哪能扛得动大锤呢（母亲是文盲，她那时就这么认为），就去学外语吧。高考时俄语我考了97分，报考的是北外，但是北外在内蒙没有招生名额，就去了师范学院。当时我的俄语水平在一年级就相当于四年级的水平了，给当时的老师和同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是，那个时候，不按成绩，而是按出身；加上1968年初毕业离校时俄语被定为“修正主义语言”，到处没有人要。之前，我自学了英语，而且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于是，我为了求生，就去了一所学校，教了13年的英文。

那段时间，我白天教学生英文，晚上回家看俄文小说，非常投入和充实。到1979年，国家恢复研究生考试，当时我也不懂，在一个老师的鼓励下我就报了名。但是，我没有经过系统的学习，也就很忐忑不安。当时报考的是南京大学，由于人为的因素未能如愿；结果第二年，北大俄语系开始招生，我得以如愿。这里，我要感谢北大的没有偏见。当时老师们都没有听说过我的学校，但是在1979年，北大接纳了我。所以，现在我为北大做任何事情都无怨无悔。北大给了我一切！这绝不是谦虚，1983年毕业时，北大又接纳我留校，给了我这样一个平台，我就要我尽自己的所能为北大增光。

记：刚才您提到您爱人上班去了，您就找不到东西了。谈谈您的家人吧。

任：先说我的爱人吧。我的爱人是在内蒙古时同学，现在北大附中做英语教师。因为共同的爱好——艺术而走到一起的。爱人对我的支持很大，在家里家务事我什么都不管，都是爱人打理的。另外，在我的几个关键时刻，我爱人都坚定地支持了我。一个是我考研时，当时我觉得孩子还小，而且在内蒙已经不错了，但她说既然有这样的机会，自己也有这样的能力就要求争取。于是，我去念研究生，孩子念小学，爱人在家里一个人带着孩子。后来，我毕业分配时，学校对我讲如果留校户口不给解决，家属10年内不给解决工作。后来就和她商量，她说：“只要对你的事业发展有利，我都可以承担。”当然，后来户口和工作都很快解决了，不过可见爱人对我的支持。再一次是在1999年，爱人出了车祸，下不了床；当时正赶上我要到莫斯科大学进修。爱人对我说：你就放心地走吧。于是，我就舍下了爱人，没有耽误进修。

再说说我的母亲。我的母亲是文盲，但她给我最大的教诲就是：什么都可以耽误，唯有学习不能耽误。当时生活烧的是煤末，母亲要一个人用排子车去煤厂去拉。路上有一个很难上的坡，有一天母亲对我说，你今天上操的时候跑来帮我推一下；但那天等我跑去的时候，母亲已经一个人推上去了——她是怕耽误我的学习。当时家里很穷，我们姐弟四个上学，学费交不起，母亲说就是去借、去讨债也要把你们的学费弄好，不能让孩子因为交学费让别人小看。为了凑齐学费，母亲就为别人做工：在铁路上装卸货物、给工地工人洗衣服……母亲就是这样含辛茹苦，也从来没有耽误我们的学习。因此，从小在我心中，念书就是一项非常神圣的事情，决不能耽误的。

母亲是文盲，她对学习的事不懂，但是晚上她就在昏暗的灯下边纳鞋底、边看着我说：妈妈陪着你。我写的什么，写的好不好，她都不懂，但是那样场景非常难忘。所以，我要说：我的母亲是非常伟大的母亲，尽管她一个字也不识。

记：听说您的女儿也是北大毕业的，她现在的情况怎样？

任：我有一个女儿，是北大化学系毕业的，现在已博士毕业，在美国做Senior Scientist。她非常自立，从来没有告诉她的同学我是北大的教授；她说一定靠自己的本事去打拼、去生活。女儿受我的影响也很大，在她3岁的时候，我就告诉她说：你必须好好学习，你看看爸爸妈妈没有任何的本领，你不好好学习，连个大碗茶都给你安排不了。第二，也不是什么榜样吧，我和爱人都有个办公桌，晚上都在工作；我们家在1986年才有第一台电视机，就是怕影响孩子的学习。

我也有一点对不住她的地方，那是女儿在博士学位授予的时候。国外在这方面很讲究，希望父母参加，女儿也给我们来电报问能不能去参加，我说有课要上，不能把学生的课丢下去参加仪式，宁肯让你受委屈也不能耽误学生，最后就没有去。不过，我和女儿的关系非常好，今天上午还和我通了两个多小时的电话，向我表示祝贺。

记：在您的人生道路上，还有没有对您的影响较大的人？

任：几位恩师对我的影响很大。首先是中学时的一位班主任，他是一个师范毕业生，非常有抱负。尽管最终他也不得意，但是他从来不满足于现状，一定将来继续读书。他在我年少的心灵里留下了这样的话：人不能止步，必须勇往直前。到了大学，我又遇到一位好老师。他比我长3岁，所以既是老师又是朋友。他的俄文很漂亮，我当时就觉得：一个老师能有一口漂亮的俄文，真好！所以直到现在，我们还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再一个就是我在北大的导师张秋华老师，是她教会我了做人和做学问。她说，要想做学问，就要先做人，一个人人品不好，学问不可能好。另外，做学问，她教导我积累、再积累，要打好基础，不要急于求成。那时候，我看到别人发表了论文也着急，她就告诉我说，你把写好的论文放到箱底压一压再考虑去发表。她还要求我知识面一定要广，研究俄文，英语也要棒。每次想起来，张老师对我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我终生感激她。

“没有科研做支持，教学就失去了力量”

记：任教授，我们知道您的研究成果也很丰富，那么您又是如何支配教学与科研的时间、处理好两者的关系的？

任：我是个乐观主义者，同行都说我：你什么事都不误。的确，每天我两个小时的乒乓球从不耽误；我的爱好广泛，游泳、体操、乒乓球、冰球我都会；艺术方面，我会拉小提琴、弹吉它、拉手风琴，会吹小号，我会总谱、做过乐队指挥，这也是我能够写艺术史的原因。

教学上，我是这样看的：第一，敢于登上讲台，就把自己当作众矢之的，因为学生对你的每一言、每一行都在观察。做了这么多年老师，我仅迟到过一次。那年雪下得很厚，本来我从燕北园提前了一个小时开车出来，按理说应该没有问题。结果，被堵在西苑一个多小时，但是我甚至想弃车了，最后没有办法还是迟到了。这是我从教多年来唯一的一次。

另外，我对学生要求比较严格。什么是“教书育人”？首先要教他学会做人，就要通过课堂上讲授俄罗斯文学艺术来启迪学生们高尚的情操，灌输人文知识，让他们懂得怎样欣赏美，怎样区别善，怎样消除邪恶。还有，学生们觉得我很朴素、容易接近，我尽管在治学、做人方面严格，但是从来没有去卡人、难为人。我主要是向他们传授知识，他们通过我的课，接受了知识，比他们自己在外面看强。特别是在当前信息社会，更要在2个小时里给学生丰富的知识，让他们得到通过其他渠道得不到或者得到了还不深入的知识。另外，我也非常喜欢和年轻学生们一起交流，一个是自己感觉也非常年轻，再一个是在研究和摸索年轻人喜欢什么，比如我讲到俄罗斯音乐给人力量时，我说不像现在有的流行音乐，站着能让人坐下，坐着能让人趴下，一点力量没有；我还说有的音乐简直就是莫名其妙，像现在流行的《喜唰唰》既没有旋律，歌词也没有意义，学生们听了就很感兴趣。这样通过密切关注年轻人的喜好，就拉近了与他们的距离，他们也就知道老师是可以沟通的。

北大是科研和教学并重的学校。一个教授光有好的教学还不够，如果没有科研作支撑，教学内容就会陈旧、就没有了力量，就成了教书匠，特别是不符合北大这样学校的要求。在北大，如果没有科研作补充、作营养和血液，教学就是苍白的、无力的，也吸引不了学生。正因为如此，我的研究领域也广泛拓展，开始只讲文学，但是在讲的时候发现，俄罗斯文学与宗教、艺术关系非常密切；在讲艺术史时有发现，整个文学跟其他艺术类型又都是以它的文化为积淀的，所以，我又盯住了整个俄罗斯的文化研究。

记：在北大这么多年的求学、教学和研究中，您认为北大给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任：四点：深厚的人文精神，严谨的治学风格，活泼的学术风气，良好的学术环境和国际交流，这是其他学校所不具备的。

记：今后一段时间内，您是怎样打算的？

任：当前就是要把《俄罗斯文化十五讲》这本书写好，下一步是“211”课题关于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与宗教研究，再之后就是一个教育部的课题——“俄罗斯文学与圣经”，一共有3本。再有就是，我暑假为学生开了俄罗斯艺术方面的课，也要好好准备一下。

任光宣简介：1944年生，河北怀来人。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主任、北京大学外语学院副院长等职务；现任国家教育部外语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全国普希金研究会秘书长，北京市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中外传记比较协会理事,中俄友好协会理事，全国翻译专业资格考试专家委员会委员等职。

主要著作有：《俄国文学与宗教》、《俄罗斯艺术史》、《俄罗斯文学简史》（主编兼主要撰稿人，北京大学出版社）。

主要译著有：《艺术与科学》、《俄罗斯童话精选》、《拉斯普京短篇小说集》、《斯特拉文斯基访谈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