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集众位北大名家后人的回忆文集——《我的父辈与北京大学》于近日问世，12月5日，编委会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举行了简单而庄重的首发式座谈会。各位名人之后从个人的、家族的记忆出发，指向北京大学悠远的历史，用回忆的血肉感、生命感来诠释历史的具体性与丰富性。 

编者之一、年近70岁的严瑞芳表示：“这本书之所以取名《我的父辈与北京大学》，是因为它简单明了，雅俗共赏。”

 “老北大人笔会”的缘起

据严瑞芳回忆，在2000年一场小提琴义演后，刘半农、刘天华、马寅初、马裕藻等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参与者的后人举办了一场座谈会。会上，后人们谈到了关于父辈的许多封尘已久的往事，在场的人都觉得感触颇深。社科所的孟昭荣老师随即提出一个想法：把这些名人之后的回忆资料攒起来，结集成书。

可是，由于联系名人后代比较难，当时并没有落实做成。后来，2002年新文化纪念馆开馆活动中许多名人后代的出席，征稿工作终于正式开始进行。

历史笔会缘起于2000年，成型于2002年，至2006年底正式出版，四年编稿成一书。

四年编稿  收获的不仅仅是一本书

正如该书序言中所说的，“‘我的父辈’中最长者是首先提出创办‘京师大学’的李端棻，逝世已一个世纪，其它名人的后辈即本书的作者大都也已经是七、八十岁的老人。” 记者粗略数了一下，这样的作者一共有五六十位。

谈起编稿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严瑞芳说：“时间隔得太久了，没有现成的文章、现成的名单，没有关系网，大家居住的又都很分散。我们就只好托名人的老师、家属，慢慢地不断充实我们的稿件。”

“令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家属们都十分配合。不仅是配合，而且我们还可以感觉到他们本人身上渗透出的父辈们的品质。”严瑞芳讲起了编稿过程中鲜为人知的故事。在五四运动时期，蔡元培和体育教员白雄远关系很好，蔡元培曾赠送给白雄远一幅对联，但由于年代久远，白家珍藏的对联已经破碎不堪了。为了再续前缘，蔡家自己出资五千元为白家重新装裱，在严瑞芳的介绍下，蔡元培的女儿来到白雄远儿子的家里，将对联重新赠送。

“当然，像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组稿使得后辈之间延续了前辈的友谊，加强了他们之间的联系；同时编者也与这些后辈成为了朋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严瑞芳颇有感触地说。

首发座谈会 为四年交往干杯

12月5日，《我的父辈与北京大学》首发座谈会上，包括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在内的“老北大人”几十位家属汇聚一堂，共话旧情。严瑞芳介绍说：“我们想再次对四年来支持过、帮助过我们的人们表达衷心的感谢；同时为名人后辈们提供交流的平台，并探讨是否继续将此书做下去的问题。”据了解，本书记录的是1930年以前的历史事件，如果有必要，还将有继续记录的空间。

“我们做不了新文化时期人们那么伟大了，我们能做的只有记录下来，”谈起这本书的意义与价值，严瑞芳激动地说，“我们为了缅怀先贤，为了继承和发扬新文化参与者们所铸就的北大优良传统。”正如严瑞芳概括的这样，本书所要展示的正是北大新文化时期历史的丰富性与具体性，通过记录历史，期待今天的继承与发扬，即“让历史告诉未来。”

“这是一个带有抢救性的工程，”严瑞芳呼吁，“我们亟待相关媒体加以关注，将北大的历史用影像的形式记录下来，作为一个永久的历史保存。”

编辑：商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