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的“花旗银行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博士，言谈温和，犹带学者气息。虽然因为到场的听众太多，使得讲座的地点不得不临时改变到更大的房间，5月21日晚，沈博士为听众们勾勒出了一幅即将到来的金融业大时代的蓝图。

金融业结构调整的下一个重心

“中国是一个崛起中的经济大国，但作为一个金融大国还为时尚早，”沈明高说，马上又补充道，“不是一般的早，是特别早。”

以2005年的数据来看，中国的GDP占全球15%左右；而在全球批发性金融业务市场，中国只占全球份额的4%。

最大的问题是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不匹配。正在崛起的中国经济是以制造业为中心，这就需要与此结构相匹的金融市场；而后者目前仍然是银行业主导。银行业自2003年开始改制到今天，改革已可告一段落。那么金融市场结构调整的下一个重心是什么呢？

“开放资本市场。”沈明高说，“股票和债券将成为未来金融业的中心。我尤其看好债券市场，因为这是中国目前最缺乏的，却又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成熟的债券市场能够为收益率曲线、中长期市场定价提供稳固基础，更是结构性产品的基础——金融衍生工具在此前提下能提供现金流。举例而言，可能有这样一种投资产品，在你不需要钱的时候完全没有收益，可是在需要时提供最高的回报。

此前，政府为保护银行业发展，避免竞争压力，延后了债券市场的发展。随着银行业改革告一段落，后者的发展趋势已经呼之欲出。

财富证券化开启消费大时代

“要刺激消费，就必须发挥财富效应。”对消费的分析，是沈明高当晚讲座的重点。

消费不足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结构性难题，目前拉动经济发展的仍以投资和出口为主。国家将刺激消费列入“十一五”计划，迄今未见成效。

有人将此归因为中国社保体系不健全，老百姓把钱存起来才放心。“这固然对，但不是主要原因。”沈明高分析道，退后一百年，东西方都没有社保时，中国的消费就明显低于西方国家。

沈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财富的再分配一直以来偏向国家，若能发挥财富效应，走出资产证券化的关键一步，中国的消费起飞便指日可待。

“比如推动土地私有化。”沈分析道，1970年至2006年，美国在GDP增速5%左右的情况下，农业用地回报率是15%。每月稳定的现金回报，无疑大大增加了土地所有者的消费安全感。如果以今日中国GDP增速来算，则回报率可能更高。他更详细地分析道，以征地补偿为例，如何能使被征地的农民满意？“土地价值取决于未来现金流的折现，所以无论补偿多少现金，他们都会不满意。我的建议是一方面给他们部分现金作为安置费用，另一方面则向他们发行土地收益债券，回报与当地经济增长速度挂钩。”

“中国居民财富证券化的步伐可能很快，只要政府允许。”沈说。

另外他还指出，未来由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改革带来的城市化加速发展（大城市周围“城市带”的形成），也将为包括金融业在内的一系列行业提供巨大的机会。

本土化创新造就未来大金融家

沈对于那些扎根民间的私营金融机构怀有一种敬意。他对四川广源的一家小额信贷机构赞不绝口，也津津有味地讲起探访过温州、宁波的地下钱庄的经历。“未来中国真正的大金融家，将诞生结合本土需要，创办民间金融机构的这些人中。”沈说。

目前中国开放了投资权力，却并未开放融资权力。中小企业或个人融资难成为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因为除了找人参股或向银行借贷，都有可能是非法的；而银行却常拒其与千里之外。如此，作为中国经济发展引擎的中小企业和个体经营者的潜力得不到充分发挥；长期来讲，更会使得中国经济发展不可持续，而经济的放缓也将不可避免地将银行的流动性风险显性化，引发银行业的危机。

“金融对内开放的核心，是让最能有效利用资金的企业、机构或个人合法地参与到融资活动中来。在这个过程中，什么样的机制和工具最有效，应该让市场而不是由政府来决定。民间金融是企业和个人按照市场价格信号配置信用资源的实践，金融对内开放绕不开民间金融的合法化。” 

伴随着全面开放，本土草根金融机构与外资银行将以各自擅长的方式下场厮杀，经营模式和金融工具的创新势在必行。对于民间金融的发展，沈一方面指出，它们经不起法律打击，需要国家的引导来走向部分合法化；另一方面，它们又将为中国金融创新提供很大的空间，“受限制的只是你的创造力、想象力。”
                                        
    分析过了大趋势，他还谈到，国家外汇投资公司正在建设中，需要非常多优秀的金融人才。2000亿美金的投资规模，只是中国外汇增长的零头。“你们可以想象人才需求有多大。”（文/王黛薇）

编辑: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