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北大离休干部（教学、科研、管理等领域的老干部）把毕生心血献给了北大，他们是北大精神的发扬者、北大学术的创造者、北大传人的培育者。为了迎接北大110周年校庆，学习、传承离休干部的高尚革命精神、精彩为学之道和宝贵人生经验，激励新一代北大青年健康成长成才，北京大学关工委、团委、人事部组织北大青年理论骨干发展中心的学员们走访了一批德高望重的离休干部。兹择要点刊登，以飨读者。

 

一弯淡淡的木纹阶梯，一扇红红的木质小门，严宝瑜教授寓所楼上的这个小小的房间就是他学习、研究与畅想的乐园。三面都是落地的书架，满满当当的书籍和CD，靠窗的一侧是一方书桌，十分整齐，玻璃下压着北京地图，玻璃上是两本翻开的德文原版著作，页边用蓝色钢笔作了密密麻麻的批注。

 

求学生涯

 

“我自己讲讲我的经历吧，如果有什么问题你们随时可以问。”84高龄的严教授毫不含糊，提出了做“主题发言”的要求。

 

 “1923年，我出生在江苏省江阴县文林镇河塘桥。”严教授是为数不多的，从出生开始进行自我介绍的学者，出生地的描述非常详细。非常巧，我也是江阴人，老乡见老乡，难免有些话多。严教授虽然多年没有回过故土，但是仍然时刻将自己的家乡挂在嘴边，他对这片土地有着深沉的爱。

 

“那时候家境已经败落，每学期开学时学费都让我母亲发愁。我初中三年是在江阴南菁中学读的，当时非常调皮，成绩也不好。”严教授非常坦诚，回忆起少年时代的淘气，无奈地笑着摇摇头，“那时候的成绩单上的成绩一栏总是丙和丁，从来没有甲，母亲总是边看边流眼泪。”

 

从调皮捣蛋的小男孩成长为语言与艺术大师，这个转变是怎样发生的呢？

 

1937年，日军侵华，少年严宝瑜亲眼目睹了日军烧杀掳掠的丑恶行径，尤其是表姐被日军奸淫，使其内心受到极大触动。江阴被日军侵占后，严宝瑜远赴四川求学，在国立二中度过了高中时代。

 

“到了四川以后，想起自己的过去，觉得十分惭愧，尤其是想起母亲，觉得很对不起她，一定要报答母亲的恩情，另外就是想到日军的残暴，决定努力学习振兴中国，赶跑日军。”自此，少年严宝瑜开始发奋学习。“那个时候，我的成绩非常好，尤其是外语成绩。”然而，高中毕业后，严宝瑜并没有选择语言专业，而是进入了四川的一所音乐学院学习音乐。“那是因为我到高三时突然对音乐开始着迷，我是一个随性子的人，于是就到音乐学院学习，但是待了两年，对于学校的管理制度非常不满，所以就主动退学了。退学之后，给驻扎昆明的支援中国的美军联络官作翻译，1944年夏天考入西南联大学习。”

 

在西南联大学习期间，和许多其它同学一样，青年严宝瑜参加了一系列学生运动，在这个过程中结交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包括一些地下共产党员，他们对严宝瑜几年后萌生加入共产党的想法产生了重要影响。

 

“我们当时考入西南联大时尽管在外文系，但是一开始只学习国文和英语，到大学二年级时才开始德语的学习，我学习非常刻苦，成绩也非常好，被同学们称为‘分数大王’。清华毕业后，老师主动提出希望我留下来任教，我当时并不是很乐意，因为北京还没有解放，很多同学都希望去解放区工作，但是后来听说北京马上就会解放，于是就决定留下来了。”

 

严教授那个时代的“分数大王”就是今天大学里的“牛人”。当被问及是怎样做到这一点时，严教授严肃地说，必须认真踏实刻苦学习，还有就是要有兴趣。“我刚刚到德国（莱比锡大学）留学时，虽然阅读和书写都没有问题，但是听和说都不行。于是就加倍努力学习，每次上课之前都提前做好预习工作，上课就容易听懂。休息日就找机会和德国同学一起聊天，到他们家里去做客，锻炼听说能力。到了德国就必须和德国人交流，否则没有进步。”的确，语言学习贵在听说读写这四项能力，在缺少语言环境的情况下，读和写仍然能够得到提高，但是听说能力的提升却非要进行实战演习不可，四年（1954-1958年）的留学经历大大提高了严宝瑜的德语听说能力，加深了他对于德国语言文学的理解，为其今后几十年的德国语言文学和音乐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严教授回忆起德国留学生涯，对民主德国抱有感激之情：“那时候，德国分为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民主德国无私帮助我们，老师对我们非常关心，严格要求，我们这些留学生也非常刻苦，两方面都很努力，所以进步很大。”

 

1998年12月，严教授获得了民主德国颁发的“格林兄弟奖”，谈到这一点时，严教授兴冲冲地找出了获奖证书给我们看，这个奖章是用以表彰对德国语言文学研究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的。获奖之后，严教授将所有奖金都捐献给了北京大学：“我们都是国家培养的，要为国家作点贡献，这是应该的。”严教授认为这是理所当然之事，淡淡的一句话就带过了。

 

“您觉得德国大学和中国大学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严教授思考了一下，然后肯定地说，两个国家对于学术研究的态度有区别：“德国人非常严谨，写论文时引文、出处，每一句话都必须有根有据，不能信口开河，中国大学在这一点上欠缺一些，做的不是那么好。”

 

德国人的严谨是世界知名的，这也是德国涌现出大批哲学家、科学家的重要原因，中国人在这一点上的确应该向德国人学习。严教授治学严谨也是出了名的，作学术讲究有根有据，刨根问底，其第一次提出了“工匠歌手”的翻译，并拿出了他翻译的著作，指出具体的注释给我们看：“Meister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大师，一个是工匠师傅的意思，以前将Meister Singer都翻译成了名歌手，那是误解，其实应该翻译成工匠歌手，因为歌剧里这些歌手都是手工业工匠师傅。”

 

严教授在德国留学期间，其导师Hans Mayer(汉斯·麦耶尔)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最大的影响就是在治学态度上：“他对我要求非常严格，也是我非常尊敬的老师。”说着，严教授又起身，找出了Hans Mayer 的照片，并从书架上抽出其研究瓦格纳音乐的著作给我们看。

在德国受到了严格的学术训练，严宝瑜回国后几十年的教学生涯，始终坚持对学生严格要求。“在五十六年（1948-2004）的教书经历中，我觉得最大的困难就是坚持自己对学生、对教学的标准，我不会为了讨好学生而降低学习标准，我的分数都是根据我的要求来给出的，我要对学生负责。”

 

教学生涯

 

“您起初在清华大学任教，后来为什么来到北大呢？”

 

“因为当时院系大调整，北大以文理为主，清华主攻工科，所以所有的语言文学方面的师资都调到了北大。”谈到这一点，严教授一方面肯定了其益处：北大集中了所有语言文学艺术方面的师资力量，有利于北大学术水平的提升；但另一方方面，严教授也提出了他的看法：“我觉得这样有片面性，发展应该是全面的，德智体美劳五个方面不能偏废，北大清华院系调整导致发展不均衡，不过现在北大清华都开始进行调整院系结构，向综合性大学发展，这个是正确的，我很赞成。”

 

从学校学科的全面发展，我们聊到了个人的发展。“一个人也必须全面发展，尤其是需要学习艺术。”严教授如是说，“艺术，尤其是音乐，能够提升精神境界，激发想象力。搞科学的也必须有想象力，否则不能创新，永远只能原地踏步。”严教授所说的“艺术”是广义的，不局限于他钟爱的音乐，还包括美术、电影艺术等等。“音乐是能够激发想象力的，比如贝多芬的《命运》，让人感受到与命运抗争的力量，《田园》则又是另一番景象，能让人联想到安静祥和的气氛。想象力能够在欣赏音乐的过程中得到锻炼。”

 

严教授自从高中时代就对音乐产生了强烈的兴趣，这也是他在高中毕业后进入四川国立音乐学院学习的重要原因，虽然由于不满学校的管理制度而借故休养，但是其对于音乐的热爱却始终不渝，音乐方面的研究从来没有中断，1998年卸下北大西语系的教学任务后，仍然担任音乐欣赏课程的教学工作，一直到2004年才正式卸任。严教授讲授的音乐欣赏课程以要求严格著称，但是同学们对此课程的评价却很高，高标准、严要求，一个学期的课程让学生们收益颇丰。

 

我们留意到，严宝瑜教授书斋北侧的书架上密密麻麻摆放着音乐CD。文学、音乐，构成了严教授生命中最重要的两道风景线。大师级的人物往往兴趣广泛，爱因斯坦、达芬奇……无不是如此，艺术能够提升个人的格调品味，更重要的是，能够提升精神境界，接受美的熏陶，净化人的心灵，艺术的滋润使人沉稳大度宽容。

 

同时，严教授还不忘提醒我们，欣赏音乐必须有所选择：“现在的流行音乐太肤浅，太粗俗，没有恒久的魅力，哪里比得上贝多芬、肖邦等人的音乐呢？我建议年轻人多听听经典音乐，那才是真正能够陶冶情操的。”严教授对于时下泛滥的流行音乐并不欣赏，但是也承认，音乐应该是多元的：“我不是反对听流行音乐，只是反对流行音乐低俗的方面，两者相较还是应该选择多听经典音乐。”

 

说着，严教授从一侧的书架上翻出了2007年第3季度的《音乐研究》，84岁高龄的严教授刚在这本刊物上发表了一篇研究贝多芬音乐的文章，每一页都有细心严谨的脚注。“我给这本杂志写过４篇文章了，这是最近的一篇，我一直在研究音乐。”严教授对于音乐的挚爱让我们由衷地敬佩。

 

“您心目中的北大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当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时，严教授思索了一下，然后用低沉的语调缓缓道来：“北京大学是中国历史最久的大学，一百多年，当然，和西方的大学相比她还很年轻。北京大学是戊戌政变的产物，百日维新嘛，但是北京大学真正成为北京大学，最重要还是蔡元培，蔡校长的影响。他最先把民主科学的口号带入我们的学校，在他的影响下，北京大学不断发展，成为全国思想前沿阵地，后来1919年的五四运动与这一点有很大的关系。”严教授对于北大的感情是深厚的，提到北大，带有那么自豪的表情。

 

后来院系大调整，全国最好的语言文学方面的师资力量都集中到了北大，为北大西语系的教学科研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北大的传统就是重视理论研究的，这一点是北大和其他大学，比如北外（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重要区别，北大的优势也就是在理论研究方面。”

 

“那么您是怎么看待当前越来越多的外语系学生偏重于语言技能而忽视理论研究的现象的呢？”

 

“理论研究和实用技能都很重要，但是理论研究是北大的优势，北大一向重视人文精神，实用技能是可以学习的，但是人文精神却是很难复制的。”在严教授看来，理论研究是更高层次的，而实用型的语言技能只是一个工具，虽然很重要，但是不能够真正体现北大的优势和特色，北大传统就是重视理论研究的，不应该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迷失方向，一味追逐实用技能而忽视理论研究，理论能够指导实践，北大学子应当多钻研，深化理论基础，才能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

 

党员情怀

 

严教授是一名老党员了，当被问及为什么参加共产党时，严教授一脸严肃，说入党主要是受到历史环境和先进思想的影响：“那时候还在西南联大，1945年进行了一二·一运动，反内战、争民主，我也积极参加了，我们进行了大规模的罢课和宣传活动，我亲眼看到我的四名同学被国民党杀死了，很受触动，觉得国民党是不可能带领中国人民走上解放的，只有共产党才可以，那时候我的几个同学是地下党员，我不知道他们的这个身份，但是他们的一言一行时时刻刻在影响着我，我的思想逐步向共产党靠拢，后来参加了民主青年同盟，也就是地下党领导的一个青年组织，之后就入党了。”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严教授时时刻刻以党员的要求鞭策自己：“党员事事都要带头，要为人民服务。”在北大任教后，学校给教工分房，当是严教授上有父母、下有子女，全家七口人，学校分了一户75平米的房子，“但是我看到自己的邻居竟然是钱钟书，我想，钱钟书竟然和我住一样大的房子，我才工作了没几年，也没有太多的贡献，不能够享受和钱钟书一样的待遇。”就这样，严教授主动退换了一户50平米的房子，“这样我心里才比较踏实”，严老如是说。

 

在德国留学期间，严宝瑜是研究生，享受每个月250马克的补贴，但是一想到国内民众生活的贫困，严宝瑜就感到很惭愧，“我们每个月有这么多钱，但是国内的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不能这样，不能这样。”于是严宝瑜和其他同在德国留学的中国学生一起，主动要求将研究生的每月补贴降低到200马克，在他们的带动下，本科留学生也主动将每月200马克的补贴降到150马克。心系百姓，情系祖国，这正是一名共产党员的本色。

 

适逢党的十七大闭幕，严教授兴奋地拿出几份十七大白皮资料，翻开，上面有不少批注。严老显然是认真学习过十七大报告的。“我认为十七大提出的思想非常对，就是要全面和谐发展，科学发展观是正确的，是一个进步，我们应当响应十七大号召，为在我国建设和谐的小康社会而做出贡献。”

 

采访的最后，我们请求严教授为当代青年学子提出一些寄语和希望。严老笑了笑，说：“青年人学习，一定要打好基础，在基本功扎实的基础上要有所创新，但无论如何，基本知识是第一位的，只有基本功扎实，才能有突破，有创新，否则一切都是空中楼阁，不稳当，迟早要倒塌的。”另外，针对北大，严老也指出，一定要保持过去优良传统，同时也要强调与时俱进，二者不能偏废。北大之所以为北大，就是因为好的传统，而北大又是常为新的，所以要及时汲取先进成果，与时代同步。（执笔：殷晓霞 北京大学法学院04级本科生）

 

 

 

编辑：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