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末叶，对古老中国而言，那是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面对急转直下的社会形势，身怀抱负的人们开始思考和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并迈开向西方探求真理的步伐。在实用主义思想的主导下，洋务派和维新派先后提出教育改革的主张，并仿照西式学堂对封建主义的“旧学”进行了改良，特别是其中维新主义的教育思想对学校教育的近现代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作为戊戌变法的产物，受变法图强人士及时局的影响，自诞生之始即在章程拟定、课程设置等方面非常重视体育；同时，由于京师大学堂在当时不仅是全国最高学府，而且是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的特殊地位，其体育课程的设置对其他学校产生了积极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从而成为中国高校体育的启蒙重镇。

1896年6月，刑部左侍郎李端棻第一次向清廷提出设立“京师大学堂”。其后，管理书局大臣孙家鼐对开办京师大学堂提出六点建议，其中一条是建议大学堂设立天学、地学、道学、政学、文学、武学、农学、工学、商学、医学十科，武学科即是要参照西方的军事训练，开展兵操和其它的体育锻炼。

维新变法运动中，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将教育看作“制造国民之具”，提出德、智、体三育并重的教育观念，并十分重视体育和尚武精神的结合，促使了中国近代体育思想的形成。这样的主张具体体现在梁启超起草的《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章程》将课程设置分为普通学科和专门学科两类，以经学、理学、掌故学、诸子学和初等的算学、格致学、地理学以及文学、体操等为普通学科；以高等的算学、格致学、政治学、地理学、农学、矿学、工程学、商学、兵学、卫生学为专门学科。普通学各科为全体学生所必学，专门学科由学生任选一门或两门，而作为普通学科之一的体操，当时是全体学生的必修内容。从现代教育课程设置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安排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

《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速成科师范馆各学年课程安排

1902年8月清政府批准颁行了《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全套章程共分八章八十四节，其中在第二节中明确提出智育、体育、德育全面发展的辩证教育思想。章程规定预备科的课程分政、艺两科，而体操学与伦理学、算学、中外史学、外国文学、物理学一起，同时属于这两科。此外，在第八章的“建置”中对体育设施也有涉及，如：京师大学堂建设地面，现遵旨于空旷处所择地建造。所应备者，礼堂，学生聚集所，藏书楼，博物院，讲堂……，体操场。还说到“堂内所应备者，图书、黑板、几案……、体操之各种器具标本模型，皆随时购置，以应各科之用”。

《奏定大学堂章程》

《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颁布后不久，即被1903年底颁发的《奏定大学堂章程》所取代。由于《奏定大学堂章程》颁行时分科大学还没有合格的学生，所以先设大学预科。其课程设置按照奏定高等学堂的课程安排，学生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预备入大学经学科、政法科、文学科、商科的学生，其必修课程是包括体操在内的十门；第二类是预备入大学格致科、工科、农科的学生，其必修课程是包括体操在内的十一门；第三类是预备入大学医科的学生，其必修课是包括体操在内的十一门课程。此后的1904年，京师大学堂将原师范馆改为优级师范科，课程分为公共科、分类科、加习科三种，其中，公共科和分类科都明确把体操作为学生所学课程之一纳入整个课程体系设置之中。

京师大学堂对体育的重视，还体现在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多种形式的考核检查上。 1907年2月25日—3月2日，大学堂举行分科毕业考试，体操一科即由大学堂体操教习主持，在大学堂操场上举行徒手柔软考试。1908年10月京师大学堂译学馆举行毕业考试，21日上午9点至12点为体操考试，要求学生严格遵守考试规则，如“衣冠由学生自备、不得误时”等。

在时局的影响下，京师大学堂的体育办学从理念到实践都处于全国前列，尽管在一些方面还留存着不少封建的旧习，但这毕竟开风气之先，也翻开了中国高校体育史新的一页，具有深远的意义。以此为起点，伴随“西学”渗入，先驱们不断冲决“旧学”的藩篱，对体育的认识更加深刻，体育实践的深度和广度也大大超越之前。这些努力在促进京师大学堂和之后北京大学的体育教学的同时，启蒙民智，进一步确定和巩固了体育在教育体系中的有机组成和重要地位。

注：①本文观点及部分材料可详参北大体育教研部郝光安等编著的《北京大学体育史》，2008年5月第1版，人民体育出版社。

②本文部分资料档案来源见北大档案馆、校史馆。

编辑：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