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5月13日文章（记者 刘晋锋） 　　●日本企业观 日本人是企业战士，个人的命运和企业一体化了，他从这个一体化中获得安全意识，就像卢梭的《契约论》说的一样，你把企业看成生存环境，当然要对它无私奉献。 　　●日本文化观 日本的文化是“照顾弱者的文化”，美国人一生都处在选择过程中，突出英雄的地位，而日本是把人们都组织起来，把他们安排在恰当的位置。 日本企业战士的悲剧 　　日本男人一生中有三个女人。第一个是母亲，因为父亲整日在外工作，男孩随着母亲一起长大，对母亲的依赖感很强，待他长大之后会以母亲为模式找妻子，如此便很难找到。日本男人有50％都是相亲成家的，并且多是由上司或者前辈介绍，讲究两个家庭的门当户对，而夫妻之间不见得心灵相通，日本男人的第三个女人是酒吧女老板或者陪酒女郎，他们常常下班后在外喝酒，向陪酒女郎倾诉他们的苦恼。 　　日本男人结婚之后，每天七点出门，十一点回家，与妻子没有什么交流。因为他如果回来得早了，就会被老婆看不起，认为他没本事。男人辛苦挣来的钱得全部交给老婆，每月只能领一点点零花钱。在日本有一个很常见的现象是，等到男人一退休，家里就会感觉突然多了个人，碍手碍脚地，女人嫌烦，就要跟他离婚，而且离婚之后，大半财产还得给妻子。 　　这是日本企业战士的悲剧，日本人是企业战士，个人的命运和企业一体化了，他从这个一体化中获得安全意识，就像卢梭的《契约论》说的一样，你把企业看成生存环境，当然要对它无私奉献。所以日本员工都是以企业为主，不工作会觉得难受，甚至连出去旅游都是依照政府设定的模式。 　　《失乐园》被看作是日本的《廊桥遗梦》，但它们之间有很大不同。美国人是意识到自己的归属而主动放弃感情，日本人则是在社会舆论压力之下选择自杀。它反映了日本中年人的苦恼：在50岁左右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一无所有，既无财产也无感情。现在日本结婚率越来越低，生孩子的人也越来越少，有日本教授对我说，如果照这个态势发展下去，500年后日本就只剩下一个人了。 照顾弱者的文化 　　日本人对自己的企业都非常忠心耿耿，因为日本文化最大的特征是集团主义精神。一个民族文化的形成，与它的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日本岛生活条件恶劣、可耕面积少，又是地震多发国家，日本人需要依靠集团力量对抗恶劣的环境，而且，日本以种水稻为主，种植水稻也是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协调，集团主义精神由此养成。 　　日本集团内的协调性非常好，比如：日本人都是早上七点出门，晚上十一点才回家，上下班高峰期，地铁里专门雇人把乘客往里推，一律面朝门站着，人与人之间离得特别近，但是没有一个打架的。日本在处罚一个人的时候，有一个词叫“村八分”，意思是说八个集体活动中都把你排除在外，断绝与你的来往。中国人常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但是日本太小，如果一个村子不接受你的话，你也很难找到别的生存之地。 　　据说在日本有一个发明了一种高效能电灯的技术人员，因为嫌本集团给的薪水低而辞职，但是这种“叛逃”使得日本国内的任何企业都不肯接受他，他最后只好去了美国。中国人在检讨的时候，会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日本在开庆功会的时候，个人上台发言，会检讨自己的不足之处。 　　日本的文化是“照顾弱者的文化”，美国人一生都处在选择过程中，突出英雄的地位，而日本是把人们都组织起来，把他们安排在恰当的位置。高仓健主演的《铁道工》，表现的就是集团主义下的个人奉献。 强烈的危机感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一笑话，日本人说：“我们喜欢中国文化，但不喜欢中国人。”中国人说：“我们喜欢日本电器，但不喜欢日本人。”和中国人的乐观主义精神不同的是，日本人有危机感，我们总是说“天塌下来，个高的人顶着”，但日本人认为天塌下来的话，大家都得死。 　　中国人是大中华意识，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外国人说中国话说得很好，对中国文化很了解，甚至与中国人通婚了，就会非常高兴，觉得我们是一伙的了；但是日本人如果看到一个外国人说日文说得很好，是个日本通，就会认为这是一个奇怪的外国人，产生强烈的排斥心理。70％的日本人不希望外国人到日本来旅游，认为外国人来旅游会破坏他们的生态环境。日本现在缺少2000万劳动力，但是它又不愿意放开劳动力市场，认为外国人来了不会干好事。 　　去过日本的人，会感到日本人很友好，因为他们的确是个讲究礼仪的民族。但正是在这种礼貌之下掩盖着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心理。 　　在美国，不会有人施加意志要求你做什么，但是在日本，导师就会告诉你说你应该回去为你的国家服务。（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新生研究方向：日本历史与政治、东亚政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