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园中有个传说：“在北大，从你身边走过的看似普普通通的老人，都有可能是某一领域的大师。”于是，初入北大的我便不自觉地注意起身边走过的老人，想象着他们有着怎样的故事。  

    接到采访“北大学”的奠基人萧超然老先生的任务，真是又喜又忧。喜的是自己终于有机会近距离地聆听一位学术泰斗的教诲，忧的是已经76岁高龄的萧老是否还愿意接受像我这样的无名晚辈的搅扰。  

 

    电话预约很顺利，萧老和蔼的言辞和尽量为学生提供机会的慷慨，才让惴惴不安的我们把心稍宽。

 

    按下门铃，老先生亲自为我们开门。他精神很不错，穿着棕色的羽绒坎肩，黑色的绒裤，一脸的从容和慈祥，像爷爷一样亲切。可能是看到了我们的紧张，老先生笑着说我们只是“随便聊聊”，并且一再反对我们称他为学术泰斗，说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教师和研究者。 

 

    于是，访问就在一片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开始了。

 

 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

 

    “我出生在旧社会南方一个偏远的农村，目睹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对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十二分支持，不到20岁就入了党。”政治的黑暗、官员的腐败、社会的动荡和农村经济的萧条，无不激发了少年时代的先生对党的革命斗争有着超乎寻常的热情，成为一名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最终选择了中共党史研究的职业之路。 

 

     勤学好问的他获得了在北大学习的机会，于1953年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本科、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革命史专业研究生毕业。适逢国家百业待兴、人才匮乏，萧先生选择了教育报国，从此在北大这片五四精神的沃土、学术交流的圣殿教学、科研半个世纪。 

 

    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是北大自五四运动以来学术思想和教育的优良传统。萧先生早年在北大主要讲授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这两大支柱性公共课程，孜孜不倦地向青年学生讲述中国革命和党的历史；他还经常深入机关和厂矿企业，在广大干部职工中普及中国革命史和党史。 

 

    文革期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思潮影响下，大师云集的北大被视为亟需“打破”的“反动堡垒”，许多知名的科学家和学者被打成“走资派”，戴高帽、挂黑牌、挨批斗、关“黑帮大院”，人民对北大产生误解，最高学府成了人间地狱、文化沙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萧先生积极投身于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的“拨乱反正”工作，以其对党史的研究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资政育人，并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过程中参加了讨论。同时，他还主持北大马列主义教研室，使其肩负起研究和发展马列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课教育的历史使命。

 

 治学求索，执教育人

 

     这时，一个偶然的机会让萧老走上了北大校史研究的道路。 

 

        1978年北大80周年校庆，为了消除文革期间社会对北大的误解与批判，科学评价北大历史，北大党委授意萧先生写一篇关于北大历史的文章，于是萧先生校史研究的开山之作《新民主主义时期北京大学的革命战斗历程》，作为献给北大建校80周年的一份厚礼诞生了。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他发现北大校史与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是紧密相联的，开始从北大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研究党的早期历史，萌发了研究北大校史的浓厚兴趣，并由此开垦出以北大和北大人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北大学”这一融历史学、政治学和教育学为一体的分支学科。他对北京大学和五四运动，以及李大钊、蔡元培、青年毛泽东和邓中夏等五四历史人物的研究，在学术上和社会上都产生了积极而广泛的影响。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明确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马上补课。”为了顺应我国政治学学科的恢复与重建的历史趋势，萧先生放下自己手头的研究工作，担负起筹备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的重任。随后，作为第一任的系主任，先生又将更多的心血和更大的精力投入到了筹划政治学和行政学的学科建设中。如今北大所拥有的政治学、行政学的发展基础和领先地位，就是在那个时候初步奠定的。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先生先后以北京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主任之职，参与主持并开创性地推进了北大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教学和研究体系地发展建设，培养和影响了一批批莘莘学子。

 

 “生命在于抗争，抗争展示生命”

 

    文革时期长期的营养不良，没完没了的批判、政治工作，艰巨的教学科研任务，再加上改革开放之初制度规则不健全，导致行政工作繁重，严重损坏了萧先生的身体健康。萧先生说自己的后半生几乎都是在与疾病的抗争中度过的。 

 

       1979年萧先生动了第一次手术。当时他还住在未名湖边一座一字楼里，那是北大讲师、副教授的单人宿舍，住宿条件很艰苦。恰好那天萧先生在市内工作的妻子来北大查资料，先生感到身体不适，妻子便留下来照顾他。当晚萧先生严重胃出血，幸亏抢救及时才脱离危险。现在回忆起来，先生还说多亏自己福大命大，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那时还处于计划经济时代，医院要做手术有专门的手术日。原计划在那个手术日动手术的病人出了些问题不能施行，但浪费这个机会又很可惜。负责萧先生的医生是一个刚从医科大学毕业两三年的红卫兵，他在前一天晚上和先生商量能不能让他在第二天为先生手术。让这样一位没有经验的年轻医生做这样的大手术是很危险的，可先生想起一个让自己深受感动的故事： 

 

       有一位将军到理发店理发，为他服务的是一个初学的小姑娘。由于技术不熟练，她失手划伤了将军的头皮。小姑娘非常害怕将军惩罚自己。将军却哈哈一笑，说：“没关系，我的头今天就交给你了，你就把它当练兵场好了！” 

 

    萧先生决定为这个青年提供一次实践的机会。就这样，在没有任何技术准备的情况下，先生被推进了手术室。 

 

       1993年先生由于盲肠穿孔又动了一次大手术，后来又常常受到心脏病的困扰。他努力与病魔抗争，继续研究，在北大百周年校庆时又主编了《巍巍上庠，百年星辰??名人与北大》，发表《马克思主义与北京大学》等论文。 

 

    由于前两次手术的影响，先生就在2005年春节前又因为肠黏结动了手术。这次，先生再一次把机会给了一位年轻的主治医师（相当于讲师职称）。由于细菌感染，先生住院达65天之久。 

 

    “手术后，我最大的感触就是生命在于抗争，抗争展示生命。这也是我这后半生与病斗争的总结。”面对如此多的磨难，先生认为多年来是抗争精神一直支撑着他与疾病的斗争。我们为先生能在身体这么虚弱的时候接受我们的搅扰感激，更为他这种生生不息的抗争折服。 

 

    虽然病魔缠身，先生仍孜孜不倦地进行学术研究。先生与病魔作斗争的艰难时期也是他学术成果最为丰富的时期。

 

钩深致远，求史政之真

 

    萧先生长期致力于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和中国政党与政治的研究工作，积极倡导和发展以北大“校史”研究为基点的五四新文化、马克思主义传播和中国共产党创建等专门性研究，创建了融历史学、政治学和教育学为一体的学科分支??“北大学”，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北大源头说”，解决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是否存在的历史“悬案”。 

 

    为了纪念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北京大学学报刊发了先生的论文《马克思主义与北京大学》。先生通过历史文献释读、史物与史实考订及实证分析，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北京大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不可分割的历史关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初期的社会历史特征和北京大学的马克思主义传统。 

 

    对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一悬案，萧先生以珍贵可信的史料和严密的推理，基本将其坐实。他认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是真实可信的，陈独秀是和李大钊一起最早提出和发动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中共早期领导者，其建党创始之功是不能抹煞的。由此，先生指出，从中国共产党由成立到成熟的历史过程考核，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应该是李大钊、陈独秀和毛泽东。

 

 红牡丹一样的晚年生活

 

    采访结束后，先生兴致勃勃地向我们介绍他养的热带鱼、小乌龟，和老伴一起侍弄的盆景，生活之趣饱含其中。他还把不久前住院时老朋友亲自拍摄制作并赠与他的牡丹照片展示给我们看，饶有兴趣的念着上面的祝语：“祝老萧早日康复！祝老萧和老陆的晚年生活向红牡丹一样灿烂、美好。” 

 

    最后我们参观了先生的书房，当我们惊叹于满架的藏书时，先生却乐呵呵地说：“这还多呀，三分之二都被学生搬走了。年轻人要多学习，你们要喜欢也可以来搬。”我们相顾宛尔。 

 

    先生把我们送出家门，微笑着和我们告别。 

 

    走在柳枝飞舞的马路上，回想着刚才的谈话，感觉采访就像一次亲切的聊天，那反复准备的提纲根本没派上用场，先生平易近人，率性而为，他在我们心中的印象，已不再只是停留在理性的思考和严肃的学术著作，其风采更因饱满的人性特征而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