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王京生，1937年5月出生，辽宁辽阳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教授，主任医师。1955年考入北京医学院医疗系，1960年毕业后到北京医学院附属人民医院工作，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历任人民医院心血管病研究所副所长、心脏外科主任、中华医学会及北京市胸心血管外科学会学术委员等职务。

20世纪50年代初，我还是初中生的时候，曾想要做一名教师。高中毕业前夕，学校组织了一次社会实践活动，我被分到去医院的组里。当时社会上对医生这个职业很尊重，医生被誉为人体的工程师。因此，我很想选择老师和医生这两个职业，后来机会来了，幸运之神降临了我。

1955年是我个人命运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那一年我18岁，通过参加高考，我考入了北京医学院(北京大学医学院是它的前身)医疗系。8月底我从外地来到了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来到城外的北京医学院。校园里的一切是那么新鲜、欢乐与欣欣向荣，那朝气蓬勃的气氛深深地打动了我这个年轻学子的心，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努力学习，报效祖国和人民。

第一次参加国庆游行

在北医学习的时光是很充实的，有全国知名的一级教授亲自授课，他们之中有解剖学苏醒教授、生理学王志均教授、生物化学刘思职教授等。学生们如饥似渴地学习着医学基础知识。刚开学不久，就迎来了1955年庆祝国庆的任务。同学们又开始学习跳集体舞和准备庆祝国庆的活动。

我清楚地记得，10月1日的清晨，校园里早早地欢腾了起来，女同学们穿着光彩夺目的花衣裙，大家登上来接我们的斯柯达大轿车向城里驶去。那时北医所在地的塔院乡被称为“城外”，学校的周边被称为“八大学院”区，周围布满了农田和菜园。北医的西什库菜园学生宿舍被称为“城内”。大约7时许，全体参加游行的同学在菜园准时集合。人人手中都拿着彩纸小旗和鲜花，列队完毕，开始向游行集结地南河沿大街进发，街道上各色人流队伍既充满欢乐又井然有序。10点整，从扩音器里传来了天安门广场庆典的声音，《歌唱祖国》的雄伟歌声一遍遍地播放着，阅兵大约进行了一个小时，群众游行就开始了。

经过观礼台下金水桥时，看见国家领导人站在城楼上向游行的人们招手时，大家兴奋的心情达到了顶点，一遍遍地呼喊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人们边喊边走，不知不觉间已经来到了西长安街。大家都想走慢些，在广场上多停留一会，但队伍的洪流不停地推着你向前走，谁都停不下来。下午5时，我们再次向天安门广场进发，准备参加入夜的狂欢。随着音乐和歌声，各学校的人们在广场上围成圆圈一遍遍地跳着不同的集体舞。当夜幕降临，歌声、欢乐声响彻整个广场的上空。晚8时，各色礼花放起，人们欢呼着、跳跃着……可惜那时我没有照相机，未能留下照片。

经过了整夜的狂欢，直到东方的天际映出朝霞，广场上的人们才渐渐散去。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参加的国庆游行，虽然过去了六十多年，但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时的景象。以后的“五一”和“十一”游行，我又参加了几次，但是1955年的国庆游行始终令我铭记在心。

初到人民医院

1960年秋，我从北京医学院医疗系毕业后，被分派到位于白塔寺的北京医学院附属人民医院外科学习工作。我从住院医师/助教做起，历经住院总医师、高级住院医师、主治医师/讲师、副主任医师/副教授、主任医师/教授。在长期的医、教、研的工作中，我深深感受到人民医院的老精神、老传统对我的影响。前辈们的教诲与带领帮助，使我受益匪浅。我在普通外科(简称普外)工作20年，胸外科工作3年，后又转到心脏血管外科工作20余年。现在我虽然已经退休，但还未离开我热爱的外科医师工作，希望在我有生之年，尽我所能奉献我的知识和经验。

在我做住院医生的时候，人民医院实行住院医生24小时负责制，每周只休息半天。住院医生白天黑夜全部时间都得在医院内、在病床前，要观察患者病情、参加手术治疗，随叫随到。当时大家都住在医院的宿舍楼内，生活工作都很方便，一心想的是努力工作和学习，以及如何尽快学习继承前辈的技术和经验。那时医院在培养青年医师方面强调要打好“三基三严”的基本功，尤其在手术的操作方面：如手术器械的使用，怎样拿止血钳、如何用手术剪刀等，一招一式都有具体要求。至今我还深深地记得，有一次在黄萃庭主任带领下，从早上开始，我在手术室一连做了五台手术，历时20余小时，结束手术时东方的夜空已泛起了曙光。

毕业后的第一年我是在普外轮转，当时普外科在病房三层的西头，被称为八病房，有床位50余张；第二年轮转骨科(6个月)、胸外(3个月)、泌尿外科(3个月)，还要去门诊和急诊轮转。

我做完两年半的住院医师之后，1963年年中被遴选为外科住院总医师。住院总医师的工作职责是协调全外科的手术安排并参加常规手术及急危重病人的救治。每天下午5时要带领值班住院医师巡视全部外科重点病人，还要担负白天急诊室的复查工作，从晚6时到早8时做急诊室一线医师。如有急诊手术，还要亲自上台手术。我记得时间最长的一次，是连续上了三个月的14小时的大夜班，被训练成电话一响就直奔急诊室，处理完病人情况后，倒头便睡，处于日夜不分的状态。通过这种魔鬼式训练，我在独立处理急腹症、创伤外科方面的能力得到了很大提高。繁重的工作虽然让人很累，但这些经历也让我终生获益。

在做住院医师期间，我还脱产专职教过两届学生的外科总论和系统外科。教学让我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有了很多积累和提高，丰富了我的经验。我还有两项手术记录至今未被打破：一是阑尾炎手术，从切皮到缝合完，我仅用了8分钟(病人是学生辅导员刘某)；二是针刺麻醉下做胃大部切除手术，共完成了60余例。

五年住院医师的工作，为我以后的工作和道路打下了稳固坚实的基础。可惜这种培养人才的方法，到1965年后未能持续下去。

创建人民医院心脏外科

我人生的另外30年是用在了人民医院心脏外科的创建与发展工作上。

20世纪80年代，百业待兴、人心思变，全国人民都想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的国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全面改革开放，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当时北医系统各附属医院只有心脏内科和神经内科，心脏内科的名医林传骧教授和马万森教授分别在第一附属医院和人民医院工作。心内科的技术水平在国内名列前茅，但是却没有相关外科(心脏外科和神经外科)与之配合，这种情况被戏称为北医“无心无脑”或“心脑不全”。其实很久以来，北医的各级领导都想改变这种状况。因为心脏外科代表了临床医学的前沿水平，当时我国各医院进行三级医院评定时，要求三级甲等医院必须要有心脏外科。

在这种背景下，各医院建立心脏外科就成为必然之势。当时北医的老教务长、校长马旭同志带头多方奔走，联系国外机构。最终派出了北医的第一支心脏小分队前往美国“太平洋医学中心”学习进修。这支小分队由11人组成，人员由三个附属医院派出。原计划是这支队伍回来后便组建北医的第一支心脏外科的专业队伍，最终还是由各附属医院自立门户，各自独立建立了心脏外科并开展工作，这样走过了30余年。

回顾这30余年，正值我国改革开放飞跃发展的时期，各行各业都达到了历史上最好的阶段，人民医院的心脏外科也如婴儿一般，从最初的呱呱落地，蹒跚学步，逐渐成长，发展壮大，一直走到了今天。这是经历了两三代人前仆后继、努力奋斗的结果。今天我来回忆这30余年的历程，感到格外欣慰。

1983年我从美国回到了熟悉的人民医院(白塔寺院区)，一切又回到了老样子。要开展心脏外科手术比登天还难，没有病房、没有设备、没有人员，总之什么都没有，一穷二白。我边在胸外科上班边学做了很多胸外科的手术。1984年人民医院订制的第一台体外循环机终于到货了，于是开展心脏手术的问题又被提上了日程。

首先从组建班子开始。1984年中期，我前往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专科医院进修学习。心脏外科是非常难学和风险很高的学科，只观看是学不会的，必须在实践中学习。为此我这个半路出家改行的普通外科医生来到阜外医院后，就从住院医师学起，接病人、写病历、值夜班，就像实习医生、住院医生一样，不过那时我已快50岁了，出家改行似乎有点晚，但是为了医院心脏外科的事业，我一如既往向前进不后退，迎接了一个个挑战，克服了一个个困难。

在阜外医院经过了将近八个月的学习之后，为了能在北医系统首先开展体外循环下做心直视的心脏手术，我们全组人员于1985年5月临时回到医院。我们先在办公室内做了一次动物实验的心脏手术，目的是检验手术的流程、人员配合、器械、药品等是否具备了开展手术的条件。当感觉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充分的时候，我们决定先从先心病开始。那时医院在三楼西侧外科五病房的分支楼上，也就是急诊室的三楼给了心外科三间病房。我们先建立了有两张床位的一间心肺重症监护病房(CPICU)，它是人民医院最早的重症加强监护病房，仅有两台监护仪、一台呼吸机、一台血气机。当时没有病房，临时收治病人时我得向别的科室借床。体外循环机所使用的各种塑料管道要反复清洗后再消毒使用，那真是一个艰苦奋斗的时代。

1987年年初，全组人员在经过了两年的进修学习之后，全部回到了人民医院(白塔寺院区)。这时三楼的传染科搬走了，院内正式调拨了几间病房给心脏外科。从此我们有了自己的病房，可以正式收治病人，算是正式建科了。当时收治的病人主要是常见的先天性心脏病，如心房、心室间隔缺损，动脉导管未闭，肺动脉瓣手术。当年共做了70余例手术，未发生死亡病例，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全科上下都很高兴，院领导也很满意。

1988年12月20日，我国著名的外科学专家也是人民医院普外科主任、我们敬爱的老师黄萃庭教授身患马凡氏综合征升主动脉夹层动脉瘤住院。当时，人民医院还是第一次做这种手术。1989年1月18日，我们请来了安贞医院的孙衍庆教授主刀，手术很顺利，但术后黄教授却发生了很多并发症，我们在呼吸机支持下整整抢救了27天，其间黄教授有呼吸系统、循环系统的各种并发症，感染、水电平衡紊乱、营养失调、输血等。可以说外科学总论里的各个问题都出现了一遍。黄教授病情最危重的时候，连后事都安排好了。经过艰难而复杂的救治，病人最终恢复并于同年8月20日出院回家，之后又延续了五年多的生命。同年春天，心外科又开始收治病人并进行手术，病种仍然是以先天性心脏病为主。我们于同年5月开展了两例先天性法鲁氏四联症矫治的手术，并取得了成功。同年9月，我们开展了首例风湿性心脏病、二尖瓣人工机械瓣膜置换术。此后又进行了主动脉瓣、二尖瓣双瓣置换术。同年10月在朱晓东院士的帮助下，我们又成功地完成了首例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在此期间心外科与心内科合作开展了预激综合征心律失常的外科治疗，共进行了8例。后来这一工作被心脏电生理的消融术所替代，没有继续下去。

1991年5月，心外科由白塔寺院区搬迁入西直门的新院区，在病房楼的四层正式建立了心脏外科的病房(设有病床25张)及术后监护病房(监护病床6张)。心外科医生增至8人、护士15人、技术员3人。20世纪90年代初期，人民医院聘请孙衍庆教授为心外科客座教授。在他的指导下，心外科开展了百余例各类胸主动脉瘤的外科治疗。例如马凡氏综合征升主动脉瘤手术，主动脉夹层动脉瘤的手术，胸部降主动脉瘤及胸腹部动脉瘤、腹部动脉瘤及各类型的胸部夹层动脉瘤的手术。在那个时期，这些手术的开展对提高心外科的技术水平和团队工作的经验有很大帮助，为心外科以后独立开展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93年心外科还开展了应用深低温停循环的方法为婴幼儿和小体重(8千克)的先天性心脏病患儿进行了外科手术治疗。

王京生在苏丹工作照

从1987年建科以来到2000年，心脏外科从条件极为艰苦的初始筹建阶段到逐渐发展壮大，经历了13个年头。我们总计完成各种先天性心脏病手术500余例，单瓣双瓣置换手术300余例，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100余例，各类胸部主动脉瘤手术100余例。用今天的标准和眼光看这些数字是微不足道的，但是站在综合医院和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成果的取得是从零开始的，是从一穷二白中摸索出来的。我做过普外科医生、胸外科医生，但都没有像心脏外科那样具有挑战性。我所花费的精力、时间，所承受的压力是无法计算的：危及病人生命的突发事件随时可能会发生，考验着医生的应急、判断和处理能力；心脏外科手术风险高，技术复杂难度大，设备要求高，还要有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的能力，如体外循环、人工呼吸、各种机械辅助装置(IABP，LAVD，ECOM)等。

1997年秋至1998年间，心外科还派出了六人组成的心脏外科手术小组前往非洲的苏丹共和国帮助筹建心脏病医院并开展心脏手术。行前苏丹共和国卫生部部长来院与人民医院签订合作协议。我们到达苏丹后，住在喀土穆儿童医院，该院空置并未收治病人，病房是两层的简易小楼。苏丹方面想把这所医院建成心脏病医院，但是这里不具备相应的条件。我们先住下来，和苏方谈判，准备手术的条件，并培训了几名苏方的术后监护护士。我们第一例手术选择了一名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动脉导管未闭的苏丹女青年。手术结束时，毕业于武汉医学院的留学生叶海亚医生高呼“中国万岁”，因为这个手术在苏丹是第一次，此前整个非洲只有南非可以开展心脏外科手术。病人术后恢复很顺利，当天卫生局及卫生部官员来院探望，后来苏丹副总统也接见了我们，之后我们又进行了数十例瓣膜手术及先心病的手术。

弹指一挥间，人民医院的心脏外科已经走过了三十余年，得到了很大发展。现在年均手术例数迅速增加到四五百例，正在向完成万例心脏手术前进，同时培养了一批青年医生成为骨干的后继者。20世纪末人民医院心外科的病种比例是先心病约占70％，瓣膜病占20％，冠心病占10％；今天这种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冠心病占了80%—90％。

现在人民医院心脏外科把冠心病的外科治疗作为重点的方向。我们开展了非体外循环下心脏不停跳的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这种技术避免了体外循环所带来的各种并发症，术后病人恢复较快，已成为人民医院治疗冠心病的主要术式之一。此外，我们还开展了小切口微创搭桥术、手术与支架并用的杂交手术、激光心肌血管成形术，以及左心室辅助装置术等，还开展了很多新的技术，如腔镜心脏手术、机器人心脏手术等。

2000—2006年万峰担任心脏外科主任，成功地开展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首例同种异体心脏原位移稙术，后来又相继做了4例，其中4例患者存活至今，为人民医院填补了空白，使医院心脏外科又上了一个台阶。2007—2011年汤楚中任心脏外科常务副主任，其间医院开展复杂先心病低龄低体重患儿的手术技术又上了一个台阶。2014年至今陈彧教授接任心外科主任，他年富力强、勤奋好学、踏实肯干、敢于担当。近年来，心外科还到山西、内蒙古、四川、新疆等地开展了先心病工程，为边远地区送去了爱心，扩大了人民医院的影响。

结束语

我在人民医院工作、奋斗、生活了大半个世纪，度过了近60个春秋，可以无愧地称为老人民医院人。我为人民医院、为我的病人、为我所喜爱的外科工作奉献了我的青春和终生，直到耄耋之年。我一生做过各种手术20000多例(包括择期、急诊、门诊、下基层医疗队等)，还亲历并参与各种心脏手术2000余例，抢救和治疗病人不计其数。人们都说医生是与疾病斗争的勇士，而我的战场就是在手术室里、在无影灯下，我的武器就是手术刀。同时，我也很庆幸能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这样一所教学医院工作，能以教师的身份教书育人。我很自豪，能身兼这两个自幼就向往的职业，既是医师又是教师。但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国家和人民培养了我，是党教育了我的结果。为人民服务、为病人服务是医生的天职。救死扶伤、治病救人是我一生的责任。我经常在科内和同志们说：“病人把宝贵的生命都交付给了我们，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这些年来我在心脏外科的工作上虽然花费了很多的心血、时间和精力，但我感到很高兴，因为我挑战了、勇闯了、攀登了。

现在我已退休多年，但还没有完全离开我喜爱的工作，每周我还回到科里参加术前疑难病例的查房和讨论。看到今天心脏外科的发展，看到一代新人的成长，看到每年几百例成功的手术，看到人民医院心脏外科的工作在综合医院已名列前茅，我由衷地感到高兴。我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讨论疑难病例，挑战新的高峰。我向青年人学习，以增加我的知识；当然，我也会毫无保留地把我的经验传授给他们。

退休后时间相对充裕，我有时间读书，主编了几本书，并为院报《重阳风光》写些小文章，乐此不疲。更使我快乐和兴奋的是，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完成我一生的夙愿，尽可能到美丽祖国的各地多走走多看看，去见证和体验我们国家的繁荣发展。（整理：胡春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