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上午，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在京闭幕。在为期七天的会议上，来自北京大学的24名全国政协委员认真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参加政协三次全体会议、界别协商会议和界别小组会议，审议全国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并受邀列席全国人大十四届二次会议开幕会，听取政府工作报告。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3月6日下午出席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的民革、科技界、环境资源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人民政协各党派、各团体、各族各界各方面人士要围绕中共二十大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资政，广泛凝聚共识，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北大的全国政协委员们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各自专业领域和关注思考的问题，以调查研究为基础，认真撰写提案，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一批多角度、高质量的资政建言，充分体现了北大人的爱国情怀、专业智慧、创新精神、社会责任和使命担当。

前排（从左至右）：陈松蹊、朱松纯、张颐武、贾庆国、刘忠范、乔杰、田刚、林毅夫、刘梅林、邓旭亮、魏悦广、李海潮，后排（从左至右）：张改平、吴楠、王俊、霍勇、倪晋仁、季加孚、王广发、方精云、谢晓亮、朴世龙、席振峰

北京大学全国政协委员的部分提案要点及回答媒体采访

围绕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建设，聚焦服务高质量发展

刘忠范：补全产学研协同创新链条，有效提升高科技企业市场竞争力

（刘忠范：全国政协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北京市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北京市委主委、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北京石墨烯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卡脖子”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我们不能局限于技术层面的思考，应深入研究人才评价机制、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创新环境土壤、体制机制，甚至传统文化等问题。“卡脖子”问题是挑战，更是机遇。全方位的改革是解决“卡脖子”问题的根本之道，是走向创新型国家的必经之路。

结合北京石墨烯研究院（BGI）几年来的实践探索，提出以下三点建议：一是不能满足于建立国家实验室、新型研发机构、技术创新中心等众多研发平台，应从体制机制设计上布局产业落地环节。二是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不能依赖于“大炼钢铁”式的“群众运动”和临时抱佛脚式的短促突击行为。三是解决“卡脖子”问题的根本之道是培育具有市场竞争力的骨干企业。

田刚：加强我国边远地区理科拔尖青少年人才发现与培养工作

（田刚：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基础学科的重要性，并指出要以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为抓手，加快建设科技强国、教育强国。一个国家的科学和技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在基础学科上的深度和广度。理科等基础学科的研究成果往往是科技创新的先导，可以为国家和社会的科技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新思想和新技术。优秀的理科人才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关键，发现和培养优秀理科苗子并提供成长和发展的机会十分关键。从全国的范围来看，当前青少年理科人才的选拔在经济发达地区做得较为成熟，但边远地区的理科青少拔尖人才发现和培养工作相对薄弱，亟需加强。

我国边远地区青少年理科拔尖人才选拔和培养面临的一些挑战和不足主要包括：1. 边远地区的学校通常资源较为匮乏。2. 边远地区在有效地选拔和培养拔尖理科人才的机制方面还有待加强。3. 边远地区在获取和接触到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和先进的科学思想方面相对有限。

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政府、社会和教育机构共同努力，以缩小边远地区与发达地区在理科教育方面的差距。为此，特建议：1. 完善发现机制，使得更多人才脱颖而出。2. 提高边远地区中学教师的教育水平。3. 支持建设一批新型理工科研究型大学。4. 加强宣传，提升对理科人才培养的认识。

朱松纯：要实现通用人工智能的关键在于为机器立“心”，通用人工智能是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

（朱松纯：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智能学院院长，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教授，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

今年1月底，我们在北京展出了全球首个通用人工智能人的小女孩“通通”，其还在快速迭代中。将来“通通”可以进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我们这一代人的养老问题，“通通”需要来给我们端茶倒水、收拾房间，能够提供有温度的陪伴等等。

当下，通用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制高点，要赢得这一场事关“国之大者”的科技竞争，关键还在人才。人类社会正在跨入智能的时代，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一定能够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技术路径，让通用人工智能安全发展，造福人类。

张改平：促进民办高等教育内涵发展

（张改平：全国政协委员、中共党员、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教授）

当前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还存在盲目追求招生数量、专业布局大而全、质量提升困难等现实问题。建议对民办高校实行分类评价、分类管理。基于民办高校在高质量内涵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做好顶层设计，促进民办高校合理布局。建议出台我国《民办高校发展规划纲要》，不仅规划全国民办高校的数量范围和发展规模，还要进行区域宏观布局规划；对民办高校进行层次分类：研究型、应用技术型、技术技能型，对不同类型民办学校在招生指标上进行宏观调控，鼓励、引导重点发展应用技术型和技术技能型。

二是完善政策供给，规范民办高校办学行为。建议适时修订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明确非营利性民办高校登记为事业单位法人，营利性民办高校登记为公益类企业法人。建议非营利性民办高校教师享有与公办高校教师同等待遇。建议地方政府制订地方法规和政策，进一步扶持、规范和引导民办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三是完善评价机制，引导民办高校良性发展。建议认真落实《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构建民办高校分类评价机制，改变以科研数量、硕博点、SCI论文等单一指标作为评价依据的状况，对研究型、应用技术型、技术技能型等不同类型的民办高校制订不同的评价指标体系，真正实行分类评价、分类管理。

魏悦广：对优秀中青年科技人才薪酬待遇实行长期保障

（魏悦广：全国政协委员、无党派人士、北京大学信息与工程科学部副主任、工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我们国家多年来在科技人才培养和评价上投入了大量资源，但并未对科技人才在生存条件即薪酬方面形成长期稳定的保障制度，只形成了现阶段从初级、中级到高级各层级的“人才工程”和“人才称号”，或称“人才帽子”，遴选出了各层级的人才群体，当选者按照其所处的不同层级也获得了相应薪酬待遇的改善。

然而，由于薪酬待遇并无长期稳定的保障，产生出为“人才帽子”奋斗的奇特现象，导致了科技界的浮躁现象，由“人才称号”奋斗过程滋生出了大量的低层次的所谓“科技成果”产出，其结果是，先进科技领域不断被外国“卡脖子”；国家长期“培养不出杰出发明创造人才”（钱学森之问语）。

为解决科技人才领域出现的上述问题，特提出“关于对中青年优秀科技人才薪酬待遇实行长期保障的提案”：

1. 由国家制订优秀中青年科技人才长期薪酬待遇保障制度，由优秀中青年科技人才所在单位负责实施，实施情况受国家相关制度长期监督。

2. 获得“工资待遇长期保障”的优秀中青年科技人才因个人原因离开原岗位者，“长期保障”待遇将在原单位相应被取消。

席振峰：加强青少年的忧患意识和历史使命感

（席振峰：全国政协委员、无党派人士、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北京分子科学国家研究中心共同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

面对全球化竞争和技术革新的新形势，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尽管我们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存在多方面的差距。要加强青少年的忧患意识和历史使命感，为我国的持续高质量发展做好人才储备。因此，提案目标如下：

1. 清醒认识科技现状。让青少年明白媒体宣传和实际水平之间的差异，培养青少年的批判性思维，让他们了解我国科学技术的不足和短板，明白我们在国际上的地位和面临的主要挑战。

2. 增强忧患意识与进取心。通过教育和社会实践活动，让青少年深刻理解“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始终居安思危”的道理，激发他们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引导青少年理解，面对国际竞争和科技挑战，只有保持忧患意识和持续创新，我国才能不受制于人，实现真正的自主发展。

建议实施策略如下：

1. 课程教育改革。设计选修或必修课程，以史为鉴，详细介绍世界和我国的科技发展史，让青少年明白国际科技竞争现状。通过“卡脖子”技术等关键领域案例分析，使学生全面了解我国科技发展的真实情况。通过案例研究、辩论、创新实验等活动，着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鼓励学生透过媒体宣传看本质，能对科技成果新闻进行正确评估和批判性思考。

2. 社会实践活动。组织学生参观落后的传统企业和先进的科技企业，通过对比学习，亲身体会科技创新的巨大力量，理解科技进步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提供实践平台，鼓励学生参与社区服务，特别是落后地区的社区服务，让青少年能够了解社会真实需求，理解科技创新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增强忧患意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陈松蹊：优化政策，切实加强我国数据分析人才培养的能力基础，夯实数字中国建设所需要的人才根基

（陈松蹊：全国政协委员、无党派人士、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数据分析人才培养能力严重不足，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统计学在数据分析人才培养主力军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第二，统计学未被列入基础学科。第三，师资严重短缺。第四，政府部门缺乏统计与数据分析高级专业人才。

无论政府部门还是企业都需要建立用数据说话、决策、管理、创新、赋能的数据文化。建议尽快优化有关政策，切实加强我国数据分析人才培养的能力基础，夯实数字中国建设所需要的人才根基。具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尽快将统计学纳入“强基计划”和“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 。二是加强统计与数据科学课程体系与教材体系建设。三是加大统计学一流学科建设的支持力度。

围绕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聚焦医学教育和人才培养

乔杰：建设中国现代医学博物馆，助力医学美育教育

（乔杰：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医学部主任，中国科协副主席，主任医师、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共党员）

“一个博物院就是一所大学校”，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博物馆工作，指出“搞历史博物展览，为的是见证历史、以史鉴今、启迪后人”，要求“守护好、传承好、展示好中华文明优秀成果”。目前已有医学博物馆功能均较为单一，绝大部分为医学某领域的专题博物馆。受专业所限，目前的医学博物馆中很大一部分未向社会开放服务，更加缺乏具备综合人工智能互动展示、开放服务、教育传播、体验交流等功能的综合性医学类博物馆。

目前国内没有一座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现代医学博物馆。建立医学博物馆是深入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促进健康文化传播的重要实践；是实现“从0到1”，推动医学发展的重要举措；是医学生美育教育和人民医学科普教育的基地。建议建立一所医学博物馆，选址北京大学怀密医学中心，怀柔科学城东区。

北京大学有建设现代医学博物馆的资源优势。北大医学作为中国现代医学教育的领头雁，有悠久的历史，诸多珍贵的医学文献、实物等文化资源，也有较为成熟的人体解剖学博物馆、病理学博物馆、中药标本陈列馆、北大医学办学110周年特展等专业展馆，是建设医学博物馆不可或缺的内容资源，更是展示医学历史、科学技术和医学文化的坚实基础和保障。

北京大学有推动现代医学博物馆发展的综合实力。北京大学的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优势，强大的科研实力、深厚的学术底蕴、良好的社会声望，可为推动现代医学博物馆的建设提供丰富的人才资源和学术资源，确保博物馆可持续发展，在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上达到国际一流水平，成为学生和研究人员宝贵的学习和实践平台。

北京大学拥有享誉海内外的国际影响力和广泛的校友网络。北京大学的校友遍布全球，他们在医学领域的杰出成就和对母校的深厚感情，将为博物馆的建设和运营提供强大的支持，为博物馆的发展注入活力。这将有效推动与国际医学界的密切交流与合作，从而进一步提升北京大学在国际医学教育和科研领域的地位。

谢晓亮等委员：落实重大传染病治疗性药品的紧急使用制度

（谢晓亮：全国政协委员，无党派人士，中国科学院院士，昌平实验室主任，北京大学理学部主任、李兆基讲席教授）

尽快推动药品紧急使用授权制度立法进程，促进制度落实，为应对重大公共卫生威胁提供法治保障。《传染病防治法（修订草案）》从法律层面上提供了制度依据，但在操作程序上还需要健全配套机制，以支持好的政策尽快落地。

具体而言：一是明确上位法依据，立即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将药品紧急使用授权制度纳入药品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做好与《传染病防治法》的法律衔接；二是加快推进立法，尽快推动《药品管理实施条例》的修订和完善；三是健全配套机制，建立责任减免与补偿机制；四是试点药品紧急使用授权，推动制度落地实施。

在药物紧急使用授权获批后，监管部门应持续评估临床试验数据，在获批后出现因病原变化导致药物失效或出现风险大于获益等情况时，监管部门应快速撤回紧急使用授权。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结束后，监管部门须按程序撤销紧急使用授权，同时应当允许药品研发人利用紧急使用期间获得的临床数据按照正常流程申请药品上市许可批件。

王俊：提升临床医学专业5年制学生毕业实习质量

（王俊：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院长，主任医师、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九三学社中央常委）

一、目前我国临床医学专业学生毕业实习存在的问题

1. 临床医学专业五年制学生在毕业实习阶段多忙于备战研究生招生考试，忽略毕业实习。

2. 临床医学专业五年制学生的毕业实习缺乏有力度的考核。

3. 各高校附属医院、教学医院、实习医院的实习教学质量层次不齐。

二、改进建议

第一，进一步促进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与临床医学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培养的并轨和协同。建议加强协同，对进入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住院医师，优化其获得硕士学位的路径。

第二，探索研究生招生考试模式的改革。建议探索在研究生招生考试中加入临床实践能力考试，或将研究生招生考试与临床医学专业（本科）水平测试相结合，综合考察学生的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掌握情况。

第三，出台高校临床实践教学基地标准，建立高校临床实践教学基地认证制度。尽快对附属医院、教学医院和实习基地提出标准要求，由相关机构开展认证，并将认证结果与高校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的招生、资源分配、国家公立医院绩效考核等重要指标挂钩；同时在国家与省级卫生和教育行政部门层面，加强对附属医院、教学医院和实习基地的财政投入，充分发挥国家临床教学培训示范中心的作用。

季加孚：强化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癌症筛查管理职责

（季加孚：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大外科主任、胃肠肿瘤中心主任，主任医师、教授，民盟中央常委）

《健康中国行动-癌症防治行动实施方案（2023—2030年）》中具体指出，要充分发挥以肿瘤专科为重点的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等医疗机构的作用。目前，仍有有部分省份未将该职责授权至以肿瘤专科为重点的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或省肿瘤医院）。建议：

1. 进一步明确管理职责，加强癌症防治机构分工协作。充分发挥以肿瘤专科为重点的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等医疗机构以及疾控机构作用，对各级防癌筛查服务技术管理及服务提供方的管理职责进行进一步明确强化。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或省肿瘤医院）等医疗机构把好二级预防（癌症筛查，早诊早治）关口，各级疾控机构重点发挥癌症一级预防作用（病因预防），加强癌症危险因素监测、流行病学调查等。各防治机构守土有责，守土尽责。

2. 以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为抓手，完善国家-省-地市-县四级癌症防治网络。建立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癌症早筛早诊体系，包括发布区域性防癌筛查指南、加强地区防癌筛查专业技术人才培养，将区域性防癌筛查数据与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充分结合，把国家肿瘤区域医疗中心和省级癌症中心应有的作用发挥出来，集中优势力量，促进癌症精准预防，降低我国癌症疾病负担。

霍勇：加强推动慢病防控中的关键要素

（霍勇：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教授，民进会员）

近年我国在慢性病防治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存在显著问题：

1. 支付体系不健全，商业保险的覆盖和服务不足。

2. 信息化建设不完善，慢病防治服务效率和质量不高。

3. 模式推广力度不足，慢性防治的服务覆盖和满意度不高。

建议：

1. 加强支付体系建设和商业保险覆盖，满足慢病防治的支付需求，减轻负担。建议在国家医保支付基础上，建立健全商业保险的运行机制，充分发挥社会保险的补充作用，同时加强监管。

2. 加强信息化和互联网建设，提升慢病防治的服务效率和质量。建议加快推进慢病防治的信息化和互联网建设规划，建立慢病防治信息系统的管理标准和规范，加快建设维护，促进互联互通，强化监督评价，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满足慢病患者的服务需求。 

3. 加强适宜防控模式推广，提高慢病防治的服务覆盖和满意度。建议加强对慢病防治的模式创新和试点，总结和推广有效防治模式，根据各地区实际情况进行适应性的调整和完善。加强对慢病防治的模式评价和监督，制订激励和改进措施。

邓旭亮：加强老年人群口腔照护体系构建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邓旭亮：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口腔医院院长，主任医师、教授，农工党中央委员、市委副主委、北京大学委员会主委）

我国在老年人群口腔照护体系构建存在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老年人口腔健康教育的专业化和体系化亟待加强；老年口腔健康专业人才队伍短缺，甚至整体缺如；老年人群口腔照护水平较低，亟需提升。

建议尽快出台相应政策，采取有效措施，建立健全老年人群口腔健康照护体系，助力实现健康中国建设。

1. 将口腔健康教育深度融入现有老年健康服务体系。通过针对性的宣传活动、健康教育课程和操作性健康指导等方式，加强老年人对口腔卫生健康的重视。

2. 重点培养专门的口腔卫生维护队伍，提升老年人群口腔卫生诊疗可及性，同时对现有老年人群健康照护人员进行口腔专业培训。

3. 探索科技赋能老年人群口腔健康照护新模式，通过口腔照护机器人研发、人工智能、现有康复设备改进等方式，减少人力投入，降低操作技术敏感性、提高效果、提升效率。

吴楠：推动长期护理保险服务可持续发展

（吴楠：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教授，民盟市委委员、北京大学医学部委员会副主委）

一、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情况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1. 覆盖范围有待扩大。

2. 服务供给模式仍需创新。

3. 基金筹资、支付面临难题。

4. 护理人才亟待补充。

二、建议

1. 加快推广全国长护险服务，促进民生政策可持续发展。建议进一步明确底层逻辑设计，促进筹资、评估、待遇支付、制度衔接等重要环节的工作推进，扩大长护险制度的实施范围，提升长护险的保障效率和可持续性。

2. 创新长护险保障模式，提升服务供给可持续发展。建议政府部门、商保企业、养老机构形成合力，逐步完善“政府主导、社商合作”的社会保险模式，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分类施治、精准服务，丰富长护险综合保障服务内涵。

3. 精算管理基金筹资和支付，保障基金运行可持续发展。建议在基金筹集方面，建立以个人缴费、单位缴费、财政补贴、商业保险引入等多渠道的长护险筹资机制，根据参保人群特点制订各主体缴费费率。在待遇支付方面，建立激励机制，鼓励“多缴多得”“长缴多得”。在基金管理方面，通过精准核算、动态调整，兼顾“收”“支”两条线，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保障基金平稳运行。

4. 加强照护服务队伍建设，注重人才培养可持续性发展。建议做好配套政策保障，打通养老护理职业发展通道，分类培养人才，构建梯次分明、结构合理的专业队伍，切实提高养老护理人员社会地位和薪酬水平。

王广发：多部门联动完善和改善社区家庭病床服务配套政策

（王广发：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密云医院院长，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教授，民进会员）

家庭病床服务是基层医疗卫生服务重要形式之一，但这一家庭服务涉及卫生健康、医保物价、民政等多部门管理，需要依靠政策的配套衔接，实现顺利实施。

目前主要存在问题：

1. 卫健、医保物价、民政等相关部门关于家庭病床开展政策性文件没有有效衔接，造成各医疗机构开展家庭病床业务时，因各部门之间政策而不衔接、不配套。

2. 有些地区家庭病床患者中特殊群体“五保户”医保报销后个人自付部分费用无法在民政部门报销。此类患者无经济来源，自付部分无法结算，在社区卫生中心挂账，影响了社区卫生中心服务的积极性。

3. 家庭病床服务报销存在不合理。例如有些地方护士上门服务医保报销，而医师上门服务则需要全自费。

建议：

1. 由国家卫生健康委牵头，国家医保局、民政局参与，制订国家家庭病床医疗服务及医保报销的指导性意见，就服务项目、服务标准、医保报销标准、特殊群体的民政救助等几个方面，制订切实可行、衔接紧密的政策；

2. 本着满足符合临床医学规律，满足基本需求的原则，调整和制订相应医保报销目录；

3. “五保户”这类特殊群体的家庭病床服务的非医保报销部分应由民政部门负责报销。

刘梅林：加强基层老年人慢病管理体系及人才队伍建设

（刘梅林：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院长助理、老年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无党派人士）

围绕当前基层老年人慢病管理的具体问题，建议：

1. 完善慢病评估管理体系，规范管理流程，建立个性化的老年人医疗服务和健康管理体系。

2. 由基层医院和家庭医生团队做好慢病、失能失智患者的基层和家庭管理，建设规范的安宁疗护、人文关怀服务体系。

3. 定期进行老年人健康风险评估，及时发现潜在的健康问题并进行健康指导、分层管理。完善老年人电子健康档案。

4. 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实现医疗资源的共享和优化配置，实现社区和基层医疗机构与上级医院的全面合作。

5. 政策鼓励和引导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流动，鼓励稳定的老年慢病以及失能失智患者在基层医院就诊，确保危重疑难疾病患者得到及时救治。

6. 加强基层医护人员定向培训，根据2024教育部新增专业引导，推进在医学院校增设“老年医学和健康”专业，为基层培养老年医学人才。

7. 建立激励机制，吸引更多的医学人才投身于老年人慢性疾病管理工作。

8. 完善医保、医疗报销政策，提高基层医疗服务补助，增加基本医疗服务项目及药品种类等。

9. 继续加大对基层医疗机构设施及资源投入，提高基层医疗机构的诊疗能力和服务水平，缓解基层医疗资源不足的矛盾。

10. 鼓励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合作，通过将医疗和养老资源整合，建立医养结合社区，为老年人提供集医疗、康复、养老于一体的慢病管理的智慧医疗康养服务体系。

李海潮：提高医学生专业实践能力

（李海潮: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大内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无党派人士）

我国的临床医学教育承担着为“健康中国”培养优秀人才的重任，尊重医学教育规律，对现代科技手段善加运用，创造有利于医学生和住院医师快速成长的内部和外部环境，将使我国的临床医学教育克服目前临床实践训练水平相对较低的不利局面，走上高水平人才培养的快车道，为健康中国培养更多更优秀的临床医师。

目前我国临床医学教育的关键技能培训大幅度滞后，临床医生的成长时间大幅延长，显著制约了我国的临床医学教育的发展和人才培养。

建议：

1. 尽快对2008年出台的《医学教育临床实践管理暂行规定》进行与时俱进的修订。可以允许医学生以及第一年住院医师，在上级医师的指导下，完成基本临床操作和基础手术训练。为临床教学教育实践教学水平和培训强度的提升，提供必要的法律法规保障，促进人才的合理成长。

2. 充分利用近年来快速发展的模拟医学教育，通过设计由“模拟医学教育”进行技能培训，进而获得临床同类操作或手术的许可等策略，让模拟医学教育的实施能够给予医疗安全更大的保障。

关注中国新经济、乡村振兴、新媒体传播等社会热点

林毅夫：中国新经济有三个优势，实现5%以上经济增长完全有可能

（林毅夫：全国政协常委，无党派人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教授，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

中国新经济有三个优势，实现5%以上经济增长完全有可能。经济增长依赖于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需要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经济体，还处于产业升级的阶段，跟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这个差距就是后来者的优势。

以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中国有三个优势：一是，人力资本丰富。中国有14亿人口，具有企业家精神和技术能力的人才数量庞大。二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任何技术创新、新产品研发都可以快速进入国内市场，达到规模经济。即便与发达国家一起竞争，也可以凭借巨大的国内市场规模，实现规模经济的赶超。三是，中国有最好的产业配套能力。这三者综合起来，能让中国的新经济在技术创新上显示出明显优势。

综合来看，我们有很大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空间。中国储蓄率高，投资资源多，中国也有发展经济的意愿。结合目前国际国内经济状况，在有8%增长潜力的情况下，实现5%以上经济增长，完全有可能。

周黎安：大力培育乡村CEO创新人才下乡机制

（周黎安：全国政协委员，无党派人士，北京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主任、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近年来，在浙江、广东、云南、重庆等地的基层政府积极探索聘请“乡村CEO”的计划，引入懂农村、善经营、会管理的专业人才或团队参与乡村经营和建设，取得良好效果。

乡村CEO聘用制是源自基层政府的创新实践，对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多个方面的意义。第一，突破了聚焦本土性人才返乡的传统思路，开辟了鼓励人才下乡的市场化渠道和机制。第二，有助于实现村集体组织的经济管理与非经济管理功能的适度分离，“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改善村社治理结构，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注入内生发展动力。第三，既扩大年轻人的就业渠道，创造新型职业群体，又引导和鼓励各类城市人才下乡，促进人才等优质生产要素由单向聚集于城市转向城乡双向流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然而，招聘乡村CEO目前还只在少数地区先行先试，在聘用乡村CEO的过程中也面临一些现实困难和挑战。目前乡村CEO作为一种新型职业群体人才供给严重不足，未来需要加大力度进行培育；如何界定村“两委”与乡村CEO的权责关系，合理设计乡村职业经理人的薪酬待遇并提供配套支持，这些问题都需要在实践中继续探索和回应。

为了进一步完善、推广乡村CEO聘用制度，建议：

第一，系统研究总结当前先行地区推行乡村CEO计划的成功经验，供全国其他地区学习借鉴。

第二，鼓励地方政府、高校和企业三方联合，加大力度组织实施对乡村CEO培训计划，为吸引、培养、孵化更多的职业经理人创造条件。

第三，改革村集体经济的治理结构，厘清村“两委”与乡村CEO的职责分工与协作关系。

第四，鼓励在县级政府层面上聘用乡村CEO，优先派往村集体经济薄弱的地区，支付市场化薪酬的同时为其提供必要的人才扶持政策。

张颐武：促进微短剧健康发展

（张颐武：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常委、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

近年来微短剧的出品数量很大，行业发展迅猛，是未来影视和互联网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但在此过程中也出现诸多问题，不利于文化市场的繁荣，建议通过政策扶持、加强监管、鼓励出海等措施促进行业的发展。

首先要加大对于微短剧发展的支持和引导。可以建立微短剧评优评选机制。对于优秀微短剧剧目，前期给予基金支持，将与影视相关的基金激励机制引入微短剧领域。举办微短剧剧本征集活动，促进剧作的品质提升。

在管理机制层面，还要加强监管。可考虑建立专门机构，促进相关行业协会建立，就行业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专项整治，完善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平台、制作公司等相关方的协调，就行业的短板和问题提供更多服务。

要对微短剧企业、人才和平台等相关方提供更多支持，如强化培训，鼓励影视、短视频等领域的企业和人才进入微短剧领域，并给予政策支持。要鼓励微短剧出海和国际化，在政策上对微短剧出海提供更多支持和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