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志勇：为资本设置“红绿灯”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继2021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后，在2022年3月5日上午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里面，又一次强调“加强和创新监管，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维护公平竞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表明，充分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有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助于提升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有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资本野蛮生长和无序扩张也带来了多方面问题，导致贫富差距拉大和区域间发展失衡，尤其在数字化时代资本要素与数据要素的叠加更加深了经济社会各层次矛盾。因而，新时代资本观应是对资本的扬弃，充分发挥资本积极作用，控制资本消极作用，通过对资本设置“红绿灯”，支持引导资本规范健康发展。

一、为资本设置“红绿灯”是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内生决定的必然选择。一方面，市场经济在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上具有明显优势，其中资本发挥了关键作用。另一方面，资本的逐利性也蕴含着投机性和贪婪性，资本逐利本身无所谓对错，关键在于逐利的方式和手段是否合法合规。资本的行为规律也是人性弱点的反映，人性的贪婪是资本野蛮生长的根源，导致资本在追求利润时可能具有短期行为，资本的无序扩张在局部优化中可能会损害社会整体利益。例如，资本为追求高回报倾向于垄断，通过垄断获得超额利润，在垄断经济环境下中小企业面临被合并或被消灭的两难困境，抑制社会创新创业活力。资本获得垄断地位后也往往“有恃无恐”，侵犯消费者权益，尤其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为价格歧视提供了便利。资本的二重性决定了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发挥好资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积极作用。

二、为资本设置“红绿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伟大创举，它的前提是社会主义，资本发展本质上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资本设置“红绿灯”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保障。新时代构建新发展格局离不开资本，畅通国内大循环首先要畅通国内“资本循环”，畅通国际大循环也意味着我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在开放中不断引入新的国际资本。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健康有序的资本。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结构性问题，亟需引导资本投向实体经济，投向国家战略需要，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三、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也是加强法治经济建设的应有之义。“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资本活动要在法律和规则的框架下进行。推进法治经济建设，要持续填补立法空白，不断完善反垄断体制机制，深入推进公平竞争政策实施；要着力堵塞监管漏洞，加快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监管体系建设，实现全链条全过程监管“一张图”绘到底；要切实提高执法力度，加强平台经济、科技创新、信息安全和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执法司法，对于任何违法行为都要依法严格查处。明确规则划出底线，要树立资本运行规则意识和底线思维，不断完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明确不同领域的准入规则，哪些领域可以准入，哪些领域不可以准入，并且完善准入领域的监管和风险预警体系；要遏制资本任何触碰社会主义制度红线的冲动，惩处任何违反市场经济法律底线的行为，着力查处资本无序扩张、平台垄断背后的腐败问题，斩断权力与资本的勾连，构建“亲”“清”的政商关系。

应该强调的是，遏制资本无序扩张，绝不是不要资本，而是要资本有序发展。在这里面，尤其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是我们党最重要最基本的方针路线。这条基本原则不仅十分明确、一以贯之、不断深化，从未动摇，而且已经写入我们党的根本大法《中国共产党章程》之中，应是企业最大的“定心丸”。因此，加强监管规范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引导资本、促进发展，要始终坚持两手并重、两手都要硬。各级政府在维护市场秩序的同时，要着力避免任何过度错位、越位干预的冲动，避免地方政府过度泛化“资本”概念，对任何资本采取“一刀切”管理。“法无授权不可为”，要始终坚持在社会主义法治框架下依法执政，要不断提高政府对市场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方能更好地驾驭“资本”。

【作者简介】

董志勇，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科学》主编。教学研究主要领域：计量经济学、数理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行为金融学。

崔建华：关于乡村振兴的几点感受

乡村振兴是国家发展中极其重要的战略举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全面实行乡村振兴战略；2021年6月1日起施行《乡村振兴促进法》；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也是乡村振兴——《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要“大力抓好农业生产，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乡村振兴工作的推进，在党的全面领导下，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诸多方面，需要重点突破、整体推进，需要因地制宜、因时施策。近年来，从东北到西南、从华东到华北、从大别山到井冈山，走过乡野，看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蓬勃发展的崭新面貌，也有一些切身的感受。

第一，夯实、完善与乡村发展最密切相关的三大政策体系，即：主要由土地政策与人口（人口流动）政策构成的基本政策体系、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技术（技术变革）政策体系、农产品市场政策体系。

第二，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乡村产业与城市产业的发展应基于不同的资源禀赋条件和生产要素的差异，形成融合、互补的格局。

第三，将现代企业制度的优势，更多地应用到乡村发展中，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在广大乡村地区得到更充分的实现。

第四，国家治理中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乡村治理也应该如此。以文化人、充分发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乡村高质量治理中的作用，具有特别的意义，也应该是乡村高质量治理的特色。同时，重视并充分发挥“乡贤”的作用。

第五，重视乡村营商环境的研究与建设。一谈营商环境，以前多是指城市。实际上，乡村发展中，营商环境如何，同样会对各类市场主体的行为产生直接的影响。

【作者简介】

崔建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

平新乔：要抢救、支持、促进服务业的发展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特别指出：“餐饮、住宿、零售、旅游、客运等行业就业量大、受疫情影响重，各项帮扶政策都要予以倾斜，支持这些行业企业挺得住、过难关。”这就点出了新冠疫情对我国服务业的冲击影响。在我看来，中国服务业的发展在近年来、尤其是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存在三大挑战与瓶颈：

第一，由于近五年里中国经济增速一再下滑，经济结构转型过程放慢了，在一定程度上结构转型实际已陷入停滞状态，这表现为服务业在GDP里的比重在过去五年（2017-2021年）里一直徘徊在53-54%的水平上，一、二、三产之间的相对比重也一直僵持在2017年的水平上基本保持不变。这不是一个小问题。因为，结构变化的停滞，会导致资源配置改善过程的停滞，从而影响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

第二，服务业内部的分化加快了。尽管大的经济结构变化缓慢甚至停滞，但服务业内部高新服务业与传统服务业之间在发展上冰火两重天。战略性新兴服务业（内涵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等八个子产业）由于其“无接触经济”的特点而基本不受疫情影响，随着数字经济革命的发展而迅速发展，在2021年的增速达16%；而传统的服务业由于其高度依赖人群接触，在疫情影响下呈负增长，如公路旅客量在2021年比2020年还下降26.2%！

第三，中国服务业里的两个基本子产业，占服务业体量四分之一以上的金融服务业和房地产业，近年来增长乏力，在2021年的增速分别为4.8%与5.2%，不仅远远低于全国GDP8.1%的增速，也低于服务业整体8.2%的增速。金融服务业与房地产业增速放缓，在一定程度上是泡沫收缩的信号。而“泡沫”（bubble）是不同于“通货膨胀”（inflation）的概念的，泡沫收缩是会带来通货紧缩与经济萧条的，而不会带来通货膨胀。这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

【作者简介】

平新乔，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梓材讲席教授，北京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副主任。2007年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2015年被评为北京市教学名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微观经济学及其应用，产业组织理论，财政学。在国企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国财政与税收改革、产业结构转型和产业组织等领域，已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200余篇论文。

张辉：创新驱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2022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通过“推进科技创新，促进产业优化升级，突破供给约束堵点，依靠创新提高发展质量。”发展以创新引领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增强我国制造业核心竞争能力已经成为当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在“两个一百年”宏伟目标的指引下，着力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稳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应当关注以下三个方面：

一、坚持创新引领，加快推动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创新是推动当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最重要的途径，要以提高制造业创新能力和促进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化为目标，以我国工业体系的规模优势为基点，在保证我国产业链稳定的前提下，推行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的产业扶持政策，充分调动工业部门创新积极性，大力发展新兴技术，逐步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奠定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础。

二、以国内大市场为基点，着力畅通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国内大市场是发展现代产业体系的根基，国内产业链供应链的循环畅通是实现产业体系现代化的关键。李克强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加强市场体系基础制度建设，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等改革”“加强和创新监管，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维护公平竞争”。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通国内经济循环体系，破除生产要素流通壁垒，破除竞争行业强制性的行政性壁垒，健全要素市场的运行机制，降低企业运营的制度性成本，畅通制造业的生产运营体系，促进国内经济又快又好的发展。

三、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还要注重发挥数字经济创新驱动作用。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特别强调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之时，要“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加强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要深刻把握数字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崭新机遇，充分发挥我国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数字新优势，通过利用数字技术发展的正外部性，为传统产业调结构、转方式、促升级，全面提升我国产业数字化和现代化水平。

【作者简介】

张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商务部全球价值链专家。政治经济学专业，独立著作六部；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与《中国工业经济》等杂志发表学术论文80多篇；主持国家社科重大和教育部哲社重大攻关等纵向课题十多项。获教育部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合著）和北京市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论文）等诸多奖项。

王跃生：高标准自贸协定是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抓手

李克强总理在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到2022年工作任务时指出，“推动与更多国家和地区商签高标准自贸协定，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积极参与世贸组织改革”。这一任务是在全球经济与国际战略新格局下对我国对外开放策略的准确把握，也是对过去几年我国对外开放成功精辟总结。

的确，在经济全球化遇到巨大阻碍，陷于停滞的形势下，一方面我们仍要积极推进新的经济全球化进程，积极维护、完善和发展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另一方面，也应根据现实情况，着重以各种双边、诸边、区域、次区域经贸合作机制与自由贸易协定为抓手，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进程。因为这些开放与合作形式，既避免了全球化多边机制的利益分歧过大、意识形态因素与地缘政治干扰，又充分发挥了开放市场和贸易投资自由化扩大市场规模、降低交易成本、发挥比较优势、促进经济发展的核心作用，已经成为当前世界各主要经济体最为重视的开放形式与机制。

过去若干年我国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取得巨大成就，如中国-东盟自贸协定、中日韩自贸协定等。未来，我们一方面要进一步扩大此类协定的规模、提升标准，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RCEP、CPTPP以及中欧投资协定等重要平台，积极推进、落实这些协定，将我国改革开放推向新的高度。

【作者简介】

王跃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经济与贸易系主任。主要研究和教学领域为当代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国际企业制度与公司治理、国际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

章政：保持经济行稳致远，实现社会发展向往

临风浩歌、志正守确。在3月5日开幕的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代表本届政府，提出了今年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5.5%左右、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全年控制在5.5%以内、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左右，即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同时，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切实担负起稳定经济的责任，不搞粗放型发展，坚持实事求是，立足基本国情，办好自己的事情。

今年，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明显增多。在综合研判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报告要求统筹稳增长、调结构、推改革，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尊重发展规律、客观实际和群众需求，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善于运用改革创新办法，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为了完整、准确、全面理解政府工作报告的目标任务，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创新驱动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特别是为了应对重大风险和经济下行压力，接下来应注意以下问题：第一，防止经济内卷，即生产和生活的不同步，作为经济运行的一体两面，没有收入改善的生产发展终究是不可长久和不可持续的；第二，防止经济空转，即经济增长和生产、生活的不同步，经济增长的背后是经济循环，脱离生产和生活的经济增长只能是表面繁荣和空中楼阁；第三，防止经济缩水，所谓经济缩水就是防止通胀，由于国内和国际环境的影响和冲击，内防通胀传导和外防通胀输入将面临新的挑战和压力。

由于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持续发展具有多方面的有利条件，特别是亿万人民有着追求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和创业创新的巨大潜能，我们坚信，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一定能坚定意志、共克时艰，未来中国经济一定能够顶住下行压力，必将行稳致远。

【作者简介】

章政，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

刘怡：科学引导我国数字经济进一步健康发展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经济逐渐成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后又一新的经济形态。根据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总量排名世界第二，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7.8%。目前我国数字经济区域集聚性强，数字经济企业集中注册在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省市。根据工信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公布的数据，2020年互联网平台收入排名前五位的省市创造的收入占到了全国的87%，信息服务收入排名前五位的省市创造的收入占到了全国的83%，互联网数据服务收入排名前五位的省市创造的收入占到了全国的90%。数字经济企业的注册地是集中的，而用户遍布全国各地，用户在数字经济中创造的价值没有很好通过市场得以充分确认，加剧了地区之间的税收竞争。为了引导数字经济科学有序发展，我国先后出台一系列反垄断和个人信息保护措施。2021年12月，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的通知》，提出力争形成统一公平、竞争有序、成熟完备的数字经济现代市场体系的目标。从优化营商环境、稳定市场预期、减少无谓损失的角度考虑，可以通过税收等手段科学确认数字要素的价值和成本，通过再分配让数字经济的发展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用市场经济的手段引导我国数字经济进一步健康发展。

【作者简介】

刘怡，国务院参事，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财政学系主任，北京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委员，中国财税研究中心主任。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促进高质量发展的中国税制结构优化与改革研究”以及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税务总局等机构委托课题30余项。

杜丽群：推动产业数字化赋能经济发展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既强调建设数字信息基础设施的重要性，又指出完善数字经济治理、释放数据要素潜力的必要性，这为我国发展数字产业助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在新的时代背景和经济形势下，特别是随着后疫情时代的到来，数字经济发展中数据要素将成为一个重要的生产要素，数据要素的市场化配置也将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实现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加速融合，促进传统产业升级，更好赋能经济发展。与劳动、土地、资本、技术等传统生产要素相比较，数据要素具有“主体多元”“易复制”“准公共品”“非均质性”等突出特征，因此在培育和发展数据要素市场的过程中，我们必须重点解决权属界定、利用保护和交易流通这三个棘手的问题。

【作者简介】

杜丽群，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系副主任，中国信用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领域：外国经济思想史、西方经济学流派、西方投资理论史、信用理论与政策、环境资源与可持续发展。

周建波：传统文化与共同富裕

在全球疫情反复和政治动荡加剧的大背景下，此次两会备受瞩目。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一条数据显得额外醒目，“2022年中央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增加1.5万亿元，规模近9.8万亿元，增长18%，为多年来增幅之最。”同时，财政部相关负责人公开表示，“这些转移支付重点向困难地区、欠发达地区和减税降费减收比较多的地区倾斜。”这是自2021年中央正式提出“共同富裕”发展目标以来的连贯政策。

新时代下，中国已经迈入了在高质量发展中谋求共同富裕的新局面。自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牢牢抓住时代发展机遇，积极融入全球化进程。过去，通过市场化改革摆脱贫困是发展的首要目标。集中资源，追求效率，使得“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无疑是最为有效的发展战略。然而，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收入差距的日益扩大，平衡再发展又成为了当下最迫切的挑战。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礼记》所描绘的鳏寡孤独皆有所养的大同世界正是中国人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为什么追求共同富裕？儒家认为治国之道，富民为始。但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贫富分化，而人性具有“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的特性。因此，儒家提倡独乐不如众乐，避免贫富过度分化；道家更是指出了贫富失衡引发的弊端。对于财富拥有者而言，财富也有可能是一种风险，正所谓金玉满堂，莫之能守。由道家思想和山东、河北沿海一带的神仙家结合所形成的道教反对无节制地积累财富，主张散财济贫，强调不为名利所累才能达到更高的修行境界；而在中国影响更广泛的佛教特别强调财富在社会阶级间合理流动，以福报轮回的思想鼓励人们积德行善。这些思想共同指向了共同富裕才是经济社会发展更高的目标。

中国传统中不乏共同富裕的思想，但在新时代的背景下，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共同富裕在实践上则表现出显著的特征。一是力争在高质量发展中解决贫富分化问题。通过减税降费以激发市场活力可以间接助力共同富裕，这充分说明发展与平衡并非对立；二是充分借用市场的力量，从企业社会责任到第三次分配，实现市场与政府的有机结合；三是中央准确决策和基层高效执行的有力保障。无论是类似疫情的突发危机，还是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重大难题，我们相信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都是重要的制度优势。

有学者曾提出自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对传统民本经济观的传承发展，乃至超越。那么，共同富裕则是新时代下民本经济思想的重要体现之一。

【作者简介】

周建波，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日本爱知大学ISSC(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讲座教授。现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社会经济史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中组部厅局级干部培训课程”主讲教师，《河北经贸大学学报》副主编。

郑伟：民生保障需尽力而为量力而行

民生保障再次成为《政府工作报告》的重点，正如李克强总理在报告中所指出，“一定要把宝贵资金用在发展紧要处、民生急需上”。《报告》强调“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涉及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就业保障、社会救助等诸多领域。在养老保障方面，稳步实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和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继续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优化城乡养老服务供给。在医疗保障方面，居民医保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分别再提高30元和5元，推动基本医保省级统筹，推进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完善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办法，实现全国医保用药范围基本统一。在就业保障方面，延续执行降低失业和工伤保险费率等阶段性稳就业政策，继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使用1000亿元失业保险基金支持稳岗和培训，完善灵活就业社会保障政策，开展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社会救助方面，加强民生兜底保障和遇困群众救助，努力做到应保尽保、应助尽助，兜住兜牢民生底线。此外，在民生保障中，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工作思路。一方面，伴随着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广泛，有着更多更高层次的需求，我们要尽力而为；另一方面，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将社会保障水平提高建立在经济和财力可持续增长的基础上，量力而行，持之以恒，久久为功。

【作者简介】

郑伟，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北京大学中国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CCISSR）主任、北京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学术委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席等。兼任亚太风险与保险学会（APRIA）秘书长、中国保险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常务理事及养老金分会副会长、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国际学术期刊Geneva Papers on Risk and Insurance编委等。主要研究领域：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社会保障。

锁凌燕：持续建设养老保障体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的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全文共有10处提及“养老”，主要涉及养老工作的两个“主战场”，一是养老保障，要持续优化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适当提高基础养老金水平，并继续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医疗保险；二是养老服务，并将之作为推动消费持续恢复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抓手。这生动地反映了老年保障的核心问题是资金保障和服务保障“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老龄化往往伴随疾病谱的高级化、慢病医疗需求的增加和失能护理社会化服务需求的高涨，老年人群体往往需要更多的医疗服务、健康咨询服务、健康检查服务、疾病诊治和护理服务、大病康复服务等健康服务，也需要更多的生活照护服务、精神慰藉服务、文化娱乐服务等等社会服务。要构建可持续、稳定的养老保障体系，有必要同时关注养老金、医疗健康、长期护理及其他养老服务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一致性。国际经验表明，构成社会的个人、家庭、社区和公共部门等主体应“各展所长”、把握好各自的角色分工，是积极应对老龄化挑战的重要基础。

我国养老服务体系还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农村养老服务水平不高、居家社区养老和优质普惠服务供给不足等问题比较突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支持社会力量提供日间照料、助餐助洁、康复护理等服务，鼓励发展农村互助式养老服务,推动老龄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对以推动全社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格局初步形成具有重要的指引意义。

【作者简介】

锁凌燕，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曾在美国波士顿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做博士后研究。现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中国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CCISSR）主任助理。从事保险与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

专题链接：聚焦两会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