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学术交流：其关键性及基础原则

（欧立德在北京论坛闭幕式上的主旨报告）

欧立德

哈佛大学国际事务副教务长

欧立德作报告

各位贵宾、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同行，大家好。

我是欧立德，哈佛大学国际事务副教务长，也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首先，我谨向出席今年北京论坛的各位嘉宾表示诚挚的敬意，并由衷地感谢我们的东道主，北京大学校长龚旗煌先生以及副校长王博先生的邀请，让我今天在这里发表主旨讲话。我感到很高兴，有机会回到历史悠久、景色优美的北大校园与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同行们会面磋商，也十分荣幸能够与各位交换一下我对国际学术交流的重要性的一些看法。

今年举行的是第二十届北京论坛，主题是“传承与互鉴”。我想，对参加论坛的每一个人来说，“互鉴”的价值都是显而易见的。对我个人而言，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有着特殊意义的主题。

四十多年前，我第一次来到中国，在沈阳辽宁大学度过了一年留学生活。当时学校的条件远远不如今天，但其实基本上还可以，至少对我们留学生而言是这样。一般人的生活确实都还比较艰难。1982年，中国正在走出“文化大革命”的创伤。“改革开放”还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提法，我们都在学习体会它的含义是什么。我在辽大期间开始的“反精神污染”运动也清楚地表明，前行的道路会有所曲折，不一定会一帆风顺。

也就是说，那年在辽大留学是有挑战的一年。但我尽量不回避那些挑战，反而是寻找可以继续往前走、与中国的老师和同学相互学习的方式。尽管这并不总是那么容易，但我在中国留学的那年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年份之一。我当时学到的知识，以及几年后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所进行的研究，为我作为中国历史学家的职业生涯奠定了基础，这个学科我已经在哈佛大学教了很多年了。几十年来，我多次访问北大和其他中国著名大学和研究所，我从与中国学术界同行的长期互动中获得的益处不胜枚举。我要深深地感谢他们给我的支持、指导和友谊，还有谢谢他们给我的批评。因为我的确也受到了不少批评。但这也是一种交流；毕竟，批评总远胜于沉寂。

在我个人的经验中，这种交流，这种相互学习，包括学习前辈的传承，虽然不都是温良恭俭让，但是确实使我成为更好的学者和更好的老师，让我有机会丰富和精进我本人对中国历史的理解，以及为理解这段历史如何影响现代中国作出一点贡献。

四十年来在中国进行的相互学习，也使我在目前担任哈佛大学国际事务副教务长时受益匪浅。在这个职位上，我负责哈佛大学所有的国际学术活动，还为大学的外国学生和学者提供支持。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差不多一万人，其中仅来自中国的就有大约两千人，包括众多北大校友。我总是乐此不疲地告诉人们，正是因为有这么多优秀的年轻人才，这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天才，才使哈佛成为一所出色的大学。我知道，对北京大学来说，国际教育也是占据极重要地位的一个优先事项。

报告现场

我从事中国研究的职业生涯，恰逢我们现在回顾起来是美中关系不断改善的时期。这是一个比较乐观的四十年。无论我们的判断正确与否，我们那时候倾向于认为这样的情况会继续下去，会越来越好，两国关系会更加密切，学术研究和合作的条件会不断改善。然而，正如我们此刻都意识到的那样，事实并非如此。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我不应该感到惊讶，因为我很清楚，历史不会沿着直线发展，而“进步”这个概念是十九世纪西方国家的发明。尽管如此，我还是痛心地注意到，近年来，美国提出或实施的某些政策直接影响到与中国的学术交流。其中一些政策是应对国家安全或经济安全上的挑战应该采取的政策，但也有一些政策如果制订不当，可能会广泛阻碍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正常学术交流与合作。

同时，我还注意到，我国官方部门的一些调查对美中学术关系产生了寒蝉效应。一些著名科学家因被怀疑、指责有非法活动而被捕，相当一部分是华裔学者。这加剧了各方的焦虑。虽然现在宣布这些调查结束了，但美国很多华裔学生和学者还是跟我说，他们觉得在美国不像以前那样受欢迎，并且经历着越来越多的职业挑战，包括他们的学术工作受到更加严格的审查。同样，接待过中国研究生或与中国同行有合作关系的许多美国科学家感到紧张，对这些合作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感到不确定。听到他们的话，我自己感到十分沮丧。

任何领域的科学合作都会带来风险，这是必须承认的，但这些风险也是可以管理的。不过，我对过度管控的可能性深感担忧，因为这可能会损害惠及我们所有人的合作。麻省理工学院原校长拉斐尔·莱夫（Rafael Reif）最近撰文表达了他对美中研究合作未来的忧虑。在哈佛大学，我们相信出色的科学研究的根本基础是开放的研究环境，不受政治影响、不受种族偏见、不受任何特殊利益的干扰的研究环境。与此同时，像任何大学一样——无论是在美国、中国，还是其他任何地方——我们也会注意国家安全问题。我们坚信，在科学研究的开放性与安全性之间保持一个合适的平衡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必要的。这要求我们完全遵守已有的研究经费和技术转让的法律、法规和制度政策。它还要求各方尊重已经形成的那些管理大学科学家之间的基础研究合作和信息共享的良好规范，例如透明度、诚实和客观性等。

欧立德作报告

我们的观点是，美国大学应该继续对中国学生和学者保持开放，必须继续支持国际学术团队之间真正互惠的研究合作，以免对美国高等教育事业和全球科学造成损害。我们相信，这一目标符合我们保护美国利益的责任，包括保护安全利益的责任，并且我们相信这个目标可以在不助长种族偏见和民族偏见或采取破坏性的民族主义政策的情况下实现。我们还相信，我们在中国的合作伙伴机构可以帮助所有参与者优化这种关系。请允许我用几分钟时间更详细地探讨这个问题。

首先必须说明的是，美国的大学严肃对待任何国家的非法活动，并非常关注和担忧一些学生和学者回国后被质询其在学习期间从事的合法活动。另外，美国的大学确实经常受到来自美国以外的网络攻击，这些非法获取高等教育机构持有的信息的行为是非常有害的，并且会削弱信任。它们使得保持学术交流渠道的畅通变得更加困难。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建议，为了保持理性的、合理的视角，需要充分重视众多的中国学生和学者——以及其他国际学生和学者——为我们的大学乃至整个世界的研究和创新作出的贡献。

我们的大学在很多方面依赖于我们校园里中国学生和学者的才华、创造力和勤奋工作。在美国，中国学生约占所有留学生的三分之一，显然他们在各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有助于校园生活经历的多样性。研究生们的发现推进了他们各自领域知识的前沿。此外，中国学生和访问学者进入美国高校校园，打开了一条相互了解的途径：来自中国的同学可以体验美国的学院生活，近距离了解美国的社会和政治，能看到其优点以及其缺陷。与此同时，出生在美国的学生和教师有更多机会从中国来的留学生和同事那里更切身地认识当代中国的情况。

我需要补充一点，中国出生的学者和在美国大学接受培训的科学家所取得的成就不仅帮助了美国，也不仅帮助了中国，而是帮助了世界上的每个人。新冠疫情期间取得的研究进展只是这些长期成果的最新证据。许多在COVID-19研究、治疗和控制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中国科学家都曾在国外接受过培训或曾在国外生活工作过。在我们努力识别和应对新出现的疾病的过程中，在其他科学领域的开创性发现中，这些合作伙伴关系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在这方面，我要指出的是，自从2010年开始，美国和中国大学之间的研究合作蓬勃发展。这种高度跨国的模式符合我们对当今科学研究模式的了解。与三十年前相比，在美国领先的研究型大学中，国际研究团队发表的合著论文比例越来越大，而这些论文在引文索引中排名最高。多项研究证实了在每一领域中都有这一趋势，并表明这种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加强。中国科学家常常是这些团队中的关键人物，因为他们是优秀的科学家，像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一样，怀着对工作、教学、研究以及推进自己的学术领域的承诺，而尽心工作。

在全球研究合作占主导地位的世界中，对伙伴关系的竞争本身也在加剧。由于全球健康和气候变化等许多紧迫问题给我们共同的未来蒙上了阴影，限制大学研究人员参与这些协作开放网络的能力将不必要地束缚我们的科学的未来。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为了全世界的利益，我们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学术交流和互利的研究合作。数据表明，开放的科学才是强大的科学，开放的大学才是强大的大学。

事实上，这些原则在2013年的合肥声明中得到了许多中国顶尖大学的明确认可。该声明不仅得到了C9学校的认可，也同时得到了澳大利亚八所大学、欧洲研究型大学联盟和美国大学联盟的认可。它阐明了研究型大学的十大关键特征。其中包括对卓越的承诺、对研究诚信及其相关道德义务的坚守、对学术自由和竞争的观点的容忍，以及对透明的大学治理的承诺。这个声明序言中的语言，强调了维护那些建立在这些原则上的共同的研究环境对我们所有学校的重要性。我认为或许是重申这些原则的时候了。这样的重申将大大有助于加强我们大学之间乃至我们国家之间的联系，并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作为结语，让我重申我的信念：像哈佛这样的学校之所以强大，是因为致力于公正的探寻，因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的人才持开放态度，也因为我们的学者的承诺，与志同道合的同仁们，无论他们持有什么护照，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在评估我们的国际交往时，应不断考虑这些交往是会增强还是削弱对所有范围的学术主题的自由探究，以及它们是否会促进人类的知识和支持对真理的追求。在这些前提下，我们欢迎国际学生和学者，我们将继续促进国际合作。

正如我所说，合作促进科学发现，特别是在应对流行病、气候变化、清洁能源和粮食安全等全球挑战方面。为了确保这些合作的成功，它们的结构应该是互惠的、共同工作的互惠互利。事实上，互惠应纳入所有领域学术交流的总体框架，同时确保在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采取适当的保障措施。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如果我的图书馆和研究设施向你开放，你的也应该向我开放。在这一切努力中，我相信中国大学自身可以发挥关键作用。我在汉学领域的多年实践和对中国高等教育的丰富经验使我相信，找到可靠、值得信赖、能力一流的合作伙伴，以及同样致力于合肥声明所阐述的崇高原则的学者并不难。只要我们能够就这些原则达成一致，我们就拥有光明的未来。

最后，我想向诸位同仁重复的一点就是，中国学生和学者为美国大学和研究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思想资源和创造力。对中国学生和学者的全面拒绝可能会削弱美国的高等教育和研究，不仅会损害我们的国家利益，还会损害全球科学。哈佛大学的同事们会坚定地继续倡导学术自由和开放。我希望参加今年北京论坛的同仁们都会同意，对这些价值的重新承诺将使我们的机构更加强大，并重振将我们联系在一起的合作关系。我们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像北京论坛这样的会议，让我们有机会互相倾听和学习，并一起思考如何共同努力，创造一个更美好、更安全、更绿色和更公平的世界。谢谢各位。

专题链接：北京论坛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