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4日晚，由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主办的北大公共治理沙龙“增长、健康及疫情影响”在线上举行，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教育部经济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全国新冠肺炎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国家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刘国恩以“人类健康与经济增长”为题发表学术演讲，北京大学药学院江滨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陈鹤副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马啸助理教授作为与谈嘉宾参与活动，近300名师生参加了此次沙龙。活动由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副所长严洁副教授主持。

刘国恩发表演讲

演讲的第一部分，刘国恩对如何认识人类健康问题进行了介绍和讨论。他认为当下对人类健康的威胁可分为三类：人类面临着贫困陷阱的威胁、人类面临着外源性风险的威胁、人类面临着内源性风险的威胁。其中，外源性风险可分为两大类，第一是外源性传染病，第二是外源性伤害，这不仅包括自然灾害、环境污染和战争，也包括了人类自身吸烟、酗酒等有损健康的行为。20世纪50年代以来，治疗慢性病的新药品逐渐上市，进一步延长了人类的寿命，但也带来了内源性风险重要性的提升。这是我们人类当今面临的主要健康威胁，即所谓疾病谱的转型。

演讲的第二部分，刘国恩从理论与实证研究两方面讲述健康对经济增长贡献的重要性及具体机制。他将其总结为三个主要机制。一是健康意味着更长的寿命，寿命长意味着人会考虑更多的储蓄，而储蓄对投融资有正面作用。更长的寿命也意味着人作为劳动力时间的延长。二是人群健康水平的提高会反向影响人的生育行为，出生率的下降使父母能集中资源在有限的子女身上：子女的受教育水平能够提高、父母养育子女的时间能够延长。同时，母亲在怀孕和养育子女上花费时间也会相应缩短，有更多精力投入工作。三是保持健康有利于提高人的工作生产率，延长工作时间，促进新技术的产生，生产力的提高对经济发展有直接贡献。

演讲的第三部分，刘国恩重点关注了获取健康的成本问题。针对医疗费用的增长给经济增长带来的长期影响，他通过对鲍莫尔“成本病”理论的介绍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面对健康产业也面临着通胀过快而收益过低的评价，刘国恩介绍了现代国民账户体系难以获取替代效应和无法准确反映患者人群动态的问题，指出计算费用和生产率时，不应该以医疗产品价格计算健康的获益，应该计算健康本身带来的获益。

在嘉宾交流环节，江滨对中国卫生支出占GDP比重的发展空间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国家对远程医疗监管能力提升有助于提高医疗健康领域的劳动生产率。陈鹤补充指出，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与个人健康关系之间呈现倒U形关系，健康水平也会受到社会不平等的影响等内容。马啸就健康生活方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向刘国恩提问。刘国恩对提问和点评进行了一一回应。

线上会议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