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6日至8日，以“美美与共——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回顾与展望”为主题的2015年北京论坛分论坛举行。众多该领域顶尖学者汇聚一堂，从不同视角对人类文明交流互鉴进行了深入探讨。

大量的东西方经典著作中都记载了人类文明交流与互鉴的证据与事实，这些心灵相通的观点，散发着东西方共享的智慧，对今天的文化交流具有很强的启示作用。在“人类文明交流与互鉴的东西方智慧”的话题讨论中，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楼宇烈从人与自然的冲突与矛盾讲起，强调了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关系。他指出，在科技文明快速发展的同时，我们不应该忽视人文文明的发展，要注重文明的多样性，在文化领域特别是人文文化这个领域加强交流和互相理解、尊重、借鉴，实现美美与共，构建和谐世界。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整体思维”两个方面展开。他说，不同的共同体形式有着不同的内涵，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是共同体实现的核心，也是现代人真正实现自由和解放的途径。然而，现代社会的发展出现了思维方式个人化趋向，加剧了社会分化，人们很难在“碎片”中找到整体思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以整体性思维代替个体思维，对个体思维进行扬弃和超越，才能实现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Michael Welker教授主要从公正宽容和自由精神两个方面同与会者讨论了如何进行不同文明间的交流和相互学习，和西方的道德精神与观念的形成。他说，早在公元前两千四百年，苏美尔领袖就已经建立了自由和宽容的观念，并强调彼此宽容，《圣经》中也强调人与人之间应该相互关爱，这些观念一直影响至今。我们今天要建立的公正宽容与自由精神基于家庭生活，并逐渐推进到社会、政治和法律领域，以此来保护权利的完整和社会的和谐。

北大哲学系教授王博从“德性和权利”重新分析儒家“仁”的思想，并提出全方位借鉴和学习西方世界的观点。他强调了“道理”的重要性，并衍生出“一体”“差等”“伦理”的观点来阐释自己的思想，强调建立自己和他人和谐的关系，关注伦理本位和对他人的尊重。

韩国朴钟天牧师通过对《罗马书》与《中庸》的讲解以及对比借鉴两种不同的文化，得出了一些启示。他引用《中庸》中“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观点阐释了“诚实的人才能发展自己的天性并在这个基础上成事，实现天地人合一”的观点。

英国爱丁堡大学神学院院长Stewart J. Brown主要介绍了欧洲的启蒙运动在当今的现实意义。他说，17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激起了人们对理性和自由的追求，从思想层面为社会各方面带来了革新，打破了宗教的思想束缚。宗教与社会具有紧密的联系，当今我们应着重关注世界范围内相似的道德标准与心里期望。

美国加尔文大学教授Diane Obenchain已在中国教学多年，非常了解中国宗教与哲学，她通过“礼物互赠的回顾与展望”介绍了东西方交流互动的历史。香港中文大学文化与宗教系教授黎志添同与会者讨论了“宗教交流与互鉴的宗教学理论”。

Tiziana Lippiello教授通过对《中庸》文本的解读，介绍了“诚”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Nicholas Adams教授主要以“黑格尔对中国哲学的理解”为基础，阐释了中国宗教中对神的观点，并与西方观点作了对比。

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张志刚提出了重建“中国宗教概念”刍议，倡导宗教信仰多样性，以此消除宗教冲突。

在“人类文明交流与互鉴的历史经验”主题讨论中，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朱孝远从文艺复兴与现代国家的起源谈起，提倡世界和谐。他指出，在中国政策调整的背景下，将政治和文艺复兴联系起来，最终实现尊重人性和创建和谐社会的目标。

比利时鲁汶大学教授Mark Depauw介绍了从公元前300年到公元300年间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之间的文化交流。他通过对一些细节的介绍，证明古埃及受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的影响，社会生活习俗发生的变迁。他说，历史对现实具有很强的参考意义，通过研究这一时期埃及的文化交流与社会变迁，对现代社会文明教育与发展大有裨益。

郑州大学副校长张倩红梳理了犹太人与丝绸之路的关系，介绍了开封犹太人团体。在《希伯来圣经》和一些拉比文献中，中国的丝绸早已有迹可循，可以说犹太人是丝绸之路的开拓者、维系者更是受益者之一。

Alan Hunter教授介绍了基督·克里希那穆提（J.Krishnamurti）的教育思想，探讨了教育对民族关系的影响。基督·克里希那穆提是印度一个婆罗门家庭的第八个孩，这位二十世纪最卓越、最伟大的灵性导师，被印度的佛教徒肯定为“中观”与“禅”的导师，而印度教徒则称他是“彻悟的觉者”，他的思想对今天解决民族争端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Jose Buscaglia教授以“同一个世界如何可能——对现代/殖民环境中不平等结构的理解与匡正”为主题，介绍了殖民历史在21世纪的影响。种族差异与意识形态的差异导致了民族间的争执与不平等，这是全球化发展的一个障碍，特别是对第三世界国家影响深远。他还批判了殖民主义，分析了当今全球化趋势，企图匡正现代环境中的不平等现象。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董经胜分析了中国与加勒比海地区的经济关系。他指出，由于一些历史原因，加勒比海地区国家同新中国建交相对较晚，近年来，随着国家关系缓和和全球化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到加勒比地区工作、生活，中国和该地区的关系得以重新重视。

Shalom Salomon Wald教授以“当中华文明遇见犹太文明”为题讲述了两种文明的发祥与碰撞。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颜海英从“末日审判”观念入手，同与会者讨论了古埃及宗教对当今宗教与文明发展的影响。

在“人类文明交流与互鉴的理论”的专题讨论中，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赵敦华通过三个文本，讲述了宗教宽容与文明进步之间的关系。早在17世纪末，“英国自由思想之父”洛克就已经完成了讨论宗教问题的著作《论宗教宽容》，赵敦华以洛克的思想为主要文本之一，分析了宗教宽容的重要性。他认为，宽容是宗教的基本特征，不同的教派之间应该互相宽容，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文明的发展。

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院长李炽昌以《圣经》中的十诫和开封的犹太人为例，分析了圣经禁像传统在中国宗教文化中的诠释，在有像和无像之间阐述了自己的宗教观念。

加拿大文化更新研究中心院长梁燕城教授通过“中华文化共同体”，阐释了儒、释、道三者的关系。文化共同体是很多有共同信念的小群体聚集在一起形成的，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礼”和“乐”的影响下，正在形成新的中华文化共同体，它将与全球化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

德国汉学家常志静，从三个方面阐释了《化胡经》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他从中国儒释道文化切入，讲到中外文明的发展，从而引出全球文明发展的议题。

上海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晏可佳详细介绍了徐光启的宗教情怀。明清时期，中国和西方真正进入全方位的交流与碰撞，在这个过程中徐光启对当时人们的思维方式、社会经济以及宗教产生了很大影响。

大理大学校长张桥贵借助大量珍贵的数据资料，同大家讨论了“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的本土化”的问题。

国家宗教事务局政法司副司长刘金光教授同大家探讨了“中国宗教走出去”必须跨越的几道门槛。他认为，中国宗教要走出去首先应树立中国宗教的世界眼光，自觉担当责任，服从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梦的伟大战略目标，这样才能使中国宗教在世界立足，才有机会展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副院长王学典以“与自由主义展开全面对话”为题，介绍了儒学走向世界之路。王学典认为其它宗教都是通过某种修炼让自身获得解脱，而不是关注共同体的解放，而儒学则关注创建世界文化新秩序，但儒学要走向世界，还需要创造一种高于自由主义的生活方式。

北京大学日语系主任、宗教研究院院长金勋与大家探讨了互联网与全球宗教复兴的关系。目前，全球“宗教复兴”已经非常显著，互联网对宗教据有极大冲击力，使宗教信仰碎片化，带来了新的“信仰危机”。

厦门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Paulos Huang阐述了马丁·路德的政教关系说，并联系当今宗教发展，进行了批评和反思。

密教学者吕建福介绍了在亚欧多元文明交汇下不断演进的佛教文明，及其变化所带来的启示。

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李四龙同大家探讨了“天台宗的本土化解经策略”。天台宗是中国汉地佛教最早创立的一个宗，集合了南北各家义学和禅观，其本土化解经策略对当今佛教发展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文/付佳宁）

编辑：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