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9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89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于敏，坐在轮椅上缓缓来到主席台的中央，接过了国家主席习近平颁发的“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荣誉证书。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创立于2000年，是中国科技界的最高荣誉。于敏获奖时，颁奖词写道：一位忠于祖国、无私奉献、文理兼修、具有深厚人文素养的科学家，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留着“聪明绝顶”的发型、身穿平整干净的黑色夹克、相貌平平却神采熠熠——这位老者的名字和他的外表一样普通平凡，不为人所知。但正是这位朴素的老者，除了最高科学技术奖，还荣获过“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国防重大科技成果一等奖等十几项重大奖项。他曾为了我国的核武器研究“隐身”长达28年，直至今天，他为国家做出的贡献，仍有许多由于保密原因不可言说。

核武器是国家最高等级的绝密工程。许许多多科技工作者在其中不舍昼夜，默默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和人生。他们在时代惊涛骇浪处，甘心做沉默的砥柱；在共和国百废待兴时，勇担责任，以砥砺奋斗为国分忧。他们为人民的幸福默默奉献，为祖国的繁荣富强不计个人得失。他们创造了共和国历史的新篇章，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在历史的功劳簿中被记载。然而，他们的精神却长存青史，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科技工作者披荆斩棘、继往开来。

于敏，就是这些英雄之中，普通又不凡的一员。他怀抱着赤子之情从未名湖畔走向罗布泊，创造了彪炳青史的业绩事业，却在寂寞中平凡度日。

眼底未名水 胸中黄河月

“红楼飞雪，一时英杰，先哲曾书写，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于敏1926年8月16日生于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今属天津市）。父亲是当时天津市的一位小职员，母亲出身普通百姓家庭。1944年，于敏考上了北京大学工学院，两年后转入了理学院攻读理论物理专业。

于敏成绩超群，品学兼优。有一次全年级考近世代数（他的选修课程），就连数学系成绩最好的一个学生也只得60分，惟独于敏得了100分。1949年，于敏以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绩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北大第一届毕业生，并顺利考取了张宗遂、胡宁和彭桓武教授的研究生。

北大物理系这一时期教师和学生都不多，但其中不乏佼佼者。教授中有不少已达到很高学术水平，蜚声中外，如饶毓泰、马大猷、张宗燧、胡宁、黄昆等于50年代先后当选为中科院院士（学部委员），年轻教师后来成为中科院院士的有邓稼先、徐叙瑢，中科院、工程院双院士有朱光亚。毕业生后来成为中科院院士的有于敏、刘光鼎、邓锡铭，成为工程院院士的有赵伊君。其中邓稼先、于敏、朱光亚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黄昆获200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于敏和他的“生死之交”邓稼先也结缘于未名湖畔。在北大读书期间，物理系学生于敏与大他两岁的助教邓稼先在校园里邂逅，没想到意气相投，竟然彻夜长谈、惺惺相惜，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于敏本科毕业那年曾大病一场，险些丧命。这时邓稼先在美国留学，焦急万分。将于敏送医院抢救的北大物理系代主任郑华炽，就是邓稼先的姐夫。

在北大学习期间，于敏以惊人的记忆力和领悟力获得了教授们的一致认可。他遵从导师的教导，养成了良好的研究习惯，时刻关注国际最新的学术成果，并加以分析和创新。这为他日后捕捉到“幻数”这一理论物理领域的国际前沿问题、探究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波澜起时报国志 未曾向洋砺锋锷

“这个决定改变了我的一生。”

毕业后，于敏进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他最初并没有留意核武器领域发展，也没有预料到自己会和国家的命运如此紧密地联结在一起。1961年1月和钱三强的一场严肃的谈话，让于敏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

当时，新生的共和国正在全力研制第一颗原子弹，于敏被选派加入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从基础研究转向氢弹研制，对于敏而言，并不是最好的选择，甚至还带来了一部分损失：他在基础研究领域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成果，而核武器研究不仅任务艰巨，且高度保密，这就意味着他要放弃近在眼前的收获，转而选择一种艰辛而隐忍的生活。面对着祖国的信任和未知的挑战，怀有赤诚报国心的他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分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不可能有另外一种选择。”

多年后，于敏回忆自己“转行”的心路历程时补充说：“童年在列强阴影下的屈辱生活给我留下惨痛的记忆，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核武器是一种保障手段，这种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

于敏的外甥、天津著名画家李津透露，居里夫人研究所也曾向于敏发出过邀请，请他去做理论物理研究——这正是于敏的理想所在，“但舅舅依旧选择投入到国防事业中，因为他是一个绝对爱国主义者”。

如今，89岁高龄的于敏已从工作岗位退休多年，但他对祖国的国防建设与核战略领域的发展仍然保持着高度的关注，继续为祖国的核物理事业贡献一己之力。他说：“我们当初是为了打破核垄断才研制核武器的，必须要足够重视保持我们的威慑能力……但我们不能搞核竞赛，不能被一些经济强国拖垮。”他特别强调：“我们要用创新的、符合我国国情的方法，打破垄断。”

十月出塞 大器初成

“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于敏接受氢弹研制任务的时候，新中国刚刚踏入原子能的秘境，前路充满未知与挑战。但这并没有阻止他攻坚克难、攀登核科学巅峰的坚定步伐。在研究信息受到苏联和西方国家重重封锁的情况下，他竭尽全力搜集相关信息，结合所学艰难探索。与此同时，他还面临极为有限的设备条件和极其繁琐的计算任务：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95%的运算时间分配给有关原子弹的计算，只有5%留给氢弹的研究。但于敏凭借着惊人的记忆力和韧劲，带领团队成员，人手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地计算。在短短四年时间，于敏、黄祖洽等人提交研究报告69篇，在探究氢弹基本规律方面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次年，党中央和国务院下达命令：将氢弹的理论研究放在首位。此后，于敏被调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年底，经过著名的“百日会战”之后，于敏在大量的氢弹原理研究和模型试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基本完整的构型设想，解决了热核武器研制的关键性理论问题，完成了研制氢弹的重要一步。

1966年12月28日，我国进行首次氢弹原理试验，地点是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于敏的高原反应非常强烈：经常食无味，觉无眠，浑身疲惫无力；从宿舍到办公室只有百米，有时都要歇好几次，吐好几次。但为了能拿到尽可能精确的测试结果，试验前，于敏仍顶着戈壁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刺骨严寒，半夜爬上102米的铁塔顶端，检查和校正测试项目屏蔽体的摆置，坚持到排查完毕技术问题后才离开基地。

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沙漠腹地，一声惊天动地的“雷鸣”，急剧翻腾的烈焰腾空而起，形成了一朵硕大耀眼的蘑菇状紫色烟云：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了！爆炸当量为330万吨级，与理论设计完全一样！中国人刷新了研制氢弹所用时间的世界纪录！

名藏于地下 声动而惊天

“兵者，国之重器，不可轻易示人也。如不得已而用之，应藏于九地之下，应动于九天之上。”

从事氢弹研究的决定，带给于敏的不仅仅是这些夜以继日、焚膏继晷的攻坚岁月以及三次将自己推向“鬼门关”的高强度工作，还带给了他长达28年隐姓埋名甚至“与世隔绝”的生活。从于敏决定加入氢弹研制的那一刻起，这个名字就变成了绝密。在这段时间中，他和自己的家人朋友也很少交流，以至于他的妻子都不知道丈夫从事的是什么样的工作。他的女儿于元清晰地记得，幼时父亲工作繁忙，从未辅导过自己的功课；甚至一有同事来访，自己和弟弟还会被赶出屋去。儿子于辛记也记得，父亲对自己唯一的一次学习辅导，就是用初中课本上没有的节点法来画线路图。

普通人家的天伦之乐对于于敏来说成了奢望。这是他回首一生中为数不多的遗憾之一。在那段无声的岁月，所有对家庭的思念和愧疚，他未提一句，而是把这些感情都寄托在氢弹科研睡草堆、宿铁床的日日夜夜中，寄托在日日夜夜对钱夹妻儿照片的翻看中。

直至1999年9月18日，于敏作为23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代表发言，他才开始被公众认识和了解。当2015年他站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过国家主席习近平颁发的荣誉证书时，距离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沙漠腹地那一声惊天的巨响，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的光阴。

他从未后悔自己的选择。他说：“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欣慰了。”

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

“只有淡泊名利，潜心做事，才能有所成。”

老人家的住所布置得十分简洁朴素，但客厅墙上高悬的几个字分外引人注目：“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这是于敏的座右铭，也是他一生的写照。

诺贝尔奖得主、核物理学家玻尔访华时，称赞于敏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著名科学家周光召称他“毕生奉献、学界楷模”。在《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核武器分册中，对于敏的介绍是：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对于这些荣耀，他处之淡然。他认为，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成就的取得必须依靠集体的“精诚团结、密切合作”。当别人称呼他“氢弹之父”的时候，他婉拒表示这是集体的功劳。

“学术如山，性情如水。”于敏不仅以其学术贡献令后辈们高山仰止，更以平和善良的性格赢得了身边人的爱戴。一位昔日的老同事透露，由于极为平易近人，于敏私下里被同事和晚辈们亲切地称为“老于”、“于老爷子”。

和于敏一起工作过多年的郑绍唐研究员说，单位的年轻人都很喜欢他，特别喜欢向他请教问题，因为他从来没有“怎么连这个都不懂”的苛责，有的只是悉心指导。有时，为了给后辈讲解得更清楚，在病床上的他，一个推导过程就能写好几页。他曾经幽默地自嘲“硬件老化了，软件也过期了”，但在他的博士生蓝可看来，“老爷子的大脑永远只有20多岁”。

退休后的于老爷子保持着规律的作息。他每天早上7点钟起床，先打一打太极拳、做一做健身操，然后开始一天的学习与工作活动。除了关注时事新闻，他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阅读自己喜欢的书籍，特别是史书。虽然是一位物理学家，但于敏最大的爱好却是中国历史、古典文学和京剧。他最爱的书籍包括《史记》《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等等。古诗词也是他多年来睡前的必读物。岳飞的《满江红》是他最爱的词，也是他教给心爱孙子的第一首词。

于敏的妻子去世后，蓝可为了缓解老师的愁绪，常常打电话念诗给他听。“我才起了个头，他就能接着背下去，还和我讲作者是谁、写作背景是什么。”

共和国的嘱托，他付出了一生的奋斗；心血灌注的一声巨响，他的意志和智慧惊诧了世界；功成身退，他回到安静的书桌一隅，为自己的信仰燃烧着未尽的热情。73岁那年，于敏写下一首题为《抒怀》的诗，用来总结他默默无闻却又轰轰烈烈的一生最为贴切：

忆昔峥嵘岁月稠，朋辈同心方案求。

亲历新旧两时代，愿将一生献宏谋。

身为一叶无轻重，众志成城镇贼酋。

喜看中华振兴日，百家争鸣竞风流。

编辑：舍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