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校友

蔡金垵代表：借助政府资源整合力量，实现集聚抱团发展

蔡金垵，曾就读于北京大学EMBA，现任福建盼盼食品集团董事长、总裁。

在北京2016年全国两会召开期间，全国人大代表，盼盼食品集团董事长、总裁蔡金垵建议可以借助政府的资源整合力量帮助提高企业抗风险能力，实现集聚抱团发展，建议中央赋予福建特殊政策，支持福建在东南亚等地区打造中国(福建)工业园区示范基地、中国(福建)商品城等。

蔡金垵表示，当前“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正在全面实施，这是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重大机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新兴市场，与泉州民营经济互补性强。当地企业要把握机遇“走出去”，打开国际视野，展开国际合作，进一步加大研发和科技创新力度、提升产品品牌附加价值，抢占国际市场。

“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下，从事传统产业的民营企业要从‘爱拼敢拼’转向追求‘善拼会拼’，作逆市增长的黑马。”蔡金垵说，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指引下，如今已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家走出国门或正想要走出国门寻求新的商机与发展。“出海”企业在取得成绩、收获经验的同时，也遇到不少困难。首先是人才问题，缺乏既熟知国外政治环境、投资政策、民俗风情，又擅长品牌传播、市场推广且精通当地语言的人才，导致企业登陆难、运营难。其次是抗风险能力问题，对国外政治环境的把握、投资政策的理解稍有偏差，应对稍有欠缺，损失可能就会很大，而提升这方面的能力，单靠企业自身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

蔡金垵说，我们要稳住实体经济这个发展的重要根基，努力把传统产业做成朝阳产业。传统产业要创新也要有互联网思维，要更前瞻更敢冒险，实实在在、一步一个脚印地稳扎稳打。要清楚认识到，只要肯创新都会有出路。创新是为了更好地服务消费者，同时创造出新的消费与需求。

蔡金垵表示，福建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福建侨胞遍布东南亚等国家与地区，可以借助1580万闽籍侨胞的资源优势，与当地协会、商会进行有效沟通，以共享资源、共赢发展的姿态实现“两上两下”：即把效率升上去，把风险降下来；把品牌打出去，把成本降下来。

郭庚茂代表：做好“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郭庚茂，1982-1984年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进修班学习，现任河南省省委书记；河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大河网讯（河南日报记者 平萍 张建新）3月6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河南代表团团长郭庚茂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河南代表团分组审议。他表示，完全赞同、衷心拥护《政府工作报告》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要把握好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突出抓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科学推进新型城镇化、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四个关键”，做好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在新常态下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审议时，郭庚茂第一个发言。他说，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是在胜利完成“十二五”目标任务、全面实施“十三五”规划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是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意义非同寻常。李克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总结过去一年和“十二五”时期的成绩实事求是，分析国内外形势客观透彻，既体现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也体现了五大发展理念和中央“十三五”规划建议精神，是一个站位高远、内涵丰富的报告，是一个求真务实、与时俱进的报告，是一个鼓舞人心、凝聚力量的报告。提交会议审查的“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与中央建议精神，描绘了我国“十三五”时期发展的美好蓝图，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思想、总体思路、工作任务、推进措施，有很多含金量很高的重大政策、重大工程、重要项目，是引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进取、攻坚克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阶段性的行动纲领。我完全赞同、衷心拥护政府工作报告和纲要草案。

郭庚茂说，过去的一年和“十二五”时期，我国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妥善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开创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局面，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文化软实力、国际影响力都上了一个大的台阶，“十二五”圆满收官，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成绩是在国际环境极端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取得的，是在国内深层次矛盾凸显、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取得的，是在我国经济总量超过60万亿元的高基数上取得的，确实来之不易，应当倍加珍惜。这些非凡的成就，充分证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具有应对复杂局面的高超能力、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坚强领导核心，充分证明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没有变、潜力巨大、前景美好，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巨大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我们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坚决维护党的统一领导，继续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而努力奋斗。

郭庚茂指出，“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决胜阶段。贯彻好中央决策部署，在新常态下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实现“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最紧要的是把握好“四个关键”。

一是牢固树立并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们必须与时俱进，更新观念、调整思路，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把其作为“十三五”乃至今后更长时期必须遵循的指导思想、价值取向和评判标准，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行动指南和制定政策的依据。

二是突出抓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也是应对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根本性对策，我们要坚决贯彻好，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突出抓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库存、去杠杆、去产能、降成本、补短板，优化供给体系结构，提高社会资源配置效率。

三是科学推进新型城镇化。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要把科学推进新型城镇化作为“一发动全身”的战略举措和“十三五”时期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任务，更好发挥新型城镇化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的积极作用，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富民强省提供强力支撑。

四是打好脱贫攻坚战。实现“十三五”目标，难点在脱贫攻坚。脱贫攻坚不是简单地解决温饱问题，而是要精准脱贫，不剩一户、不落一人地全面实现小康，关键是要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要把加快推进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作为根本途径，推动全省贫困人口真正脱贫、实现小康。

郭庚茂说，提升工业化城镇化的潜力主要在县，脱贫攻坚的关键在县，全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难点在县。建议中央把县域发展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重点，研究制定差别化政策，把县城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主阵地，进一步探索和完善省直管县体制改革试点，为县域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侯淅珉代表：合芜宁可成为新的“成长三角”

侯淅珉，1981-1985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地理学系本科；1985-1987年就读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现任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委书记、厅长。

中安在线讯  据江淮晨报报道城市发展有“盆景”，也有“风景”；我省城市发展多点支撑、城乡一体的发展格局正在形成。3月5日下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安徽省代表团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省住建厅厅长侯淅珉在发言时建议，将合肥、芜湖、南京作为长三角向西扩展的新的成长三角来培育。

现状：城市发展多点支撑格局正在形成

“去年底安徽省的城镇化率达到了50.5%，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达到了27.6%，仍然处于较快的发展时期。”侯淅珉介绍，这两年，安徽省按照全国新型城镇化试点省建设的部署，做了很多方面的工作。

在这一方面，安徽省在着力推进“人的城镇化”之外，近年来，安徽提出了“两圈两带一群”的城镇空间格局，重视发展城市组群；并大力提升中心城市，特别是县城的规划建设管理水平，提高城市的承载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由点向面全面扩展。

“这次全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在部署‘十三五’任务和今年的工作时，都提到了优化区域发展空间和城乡协调发展的有关内容。”侯淅珉表示，城市发展既要有“盆景”，又要有“风景”。总体来看，目前，我省城市发展多点支撑、城乡一体的发展格局正在形成。

建议：合芜宁可构建新的“成长三角”

侯淅珉表示，安徽地处长三角区域，应该在长三角城市群的规划中更好地研究和安排安徽区域的定位和作用，“建议能够将合肥、芜湖、南京这三个城市，作为长三角向西扩展的一个新的成长三角来培育，辐射和带动更大区域的发展。”

侯淅珉还建议，将生态资源丰富的黄山市、六安市纳入长三角城市群的规划，作为这一区域的“生态绿肺”，加大支持力度，同时也可以保持皖南文化的完整性，还可以保证合肥经济圈的完整性。

蚌埠市和淮南市作为安徽省的矿产资源大市，侯淅珉建议可以将这两个城市作为整个区域的能源保障基地，纳入长三角城市群考虑，并带动淮河流域的生态保护和发展。“此外，在中原城市群的规划和布局当中，可将皖北城市群纳入。”

呼吁：建立国家层面城市组群发展机制

侯淅珉表示，“十三五”的规划高度重视城市组群的发展，各地正在积极推进城市组群规划的编制工作。但是城市组群规划的实施，涉及到同级的政府，实施管控的难度很大。

为此，侯淅珉呼吁，在国家层面建立研究城市组群协调发展的机制，作出相关的规定。“在这方面，国外不少地方都有实践，在我国京津冀等城市组群已经有了一些探索。应该有相应规定，让区划调整和城镇群发展方面相衔接。”

“中央补助的关乎民生的专项资金可以向‘短板’扩展和倾斜。”侯淅珉也给出了具体的建议。一方面，建议将棚户区改造的专项补助资金，向老旧小区改造方面拓展，并适当倾斜。另一方面，建议把现在城市和县城垃圾、污水和水环境处理方面的补助资金，向乡镇和农村层面扩展和倾斜。

何寄华代表：实施全民健心工程，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何寄华，1982-1986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本科；1988-1991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硕士。现任长沙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3月6日讯，全国人大代表、长沙市副市长何寄华向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建议，实施“全民健心”工程，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现状：心理因素引发的问题行为呈低龄化趋势

据测算，目前全国各类重性精神病人约1600万人以上。存在抑郁等心理障碍的人数多达一亿以上。在2020年的疾病总负担预测值中，精神卫生问题仍将排名第一。

“很多人缺乏系统的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素质训练，心理健康意识淡薄，心理保健知识缺乏，心理自助能力不够。加之观念认知落后，心理疾病病耻感强，心理求助不主动，调适能力差。”何寄华表示，不少群体缺乏自我认知、心理应变、挫折承受、情绪调适、人际沟通、行为自控能力。一旦遭遇不良刺激，易引发自杀、攻击等行为。

同时，心理障碍与因心理因素引发的问题行为呈低龄化趋势。“青少年校园暴力、厌世愤世、偏激叛逆等现象增加，中年人的心理压力、职业倦怠、抑郁焦虑情绪突出，老年痴呆等老年精神障碍多发。”

长期不良情绪对身体危害极大。据统计，在综合性医院的初诊病人中，有近1/3的患者所患的躯体疾病与心理因素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比如进食障碍、睡眠障碍、支气管哮喘、消化性溃疡、癌症等疾病，均可在心理应激后引发或恶化。

然而，目前的心理卫生工作却主要局限于心理疾病治疗，缺乏积极预防。大量心理亚健康人群得不到重视，学龄前儿童的家庭心理教育、在职人员及老年人心理健康重视不够。

建议：全民健心与全民健身同发展

何寄华建议，国家面向全民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全面开展心理卫生服务、心理素质训练，优化社会心理环境，促进全民关注、重视、参与和实现心理健康。

“建议在‘十三五’健康中国建设规划中明确提出实施‘全民健心’工程，同步制定目标体系和考核办法，与全民健身工程同发展。”何寄华建议，建立国家层面的部际联席协调机制，并将5月25日确定为“全民健心日”，集中宣传普及心理保健知识。

同时，加强精神疾病专科医院与心理专科门诊建设。学校、单位及社区(村)建立心理服务中心(室)，配备专业心理咨询师，建立单位心理辅导、社会心理咨询、医院心理治疗的互通网络与转介机制。

“建议将群众的满意度、幸福指数纳入各级政府的考核指标，将人们合理心理需要的满足纳入社会治理服务目标体系。”何寄华提出，将心理健康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在各级各类学校普及心理健康教育的同时，逐步向全社会各行各业及各年龄阶段人群普及。坚持心理疏导与教育、管理、服务等相结合，并结合社区志愿者活动、学习雷锋活动，构建心理健康互助机制，提供必要的社会心理支持。

胡春华代表：把创新驱动发展落到实处

胡春华，1979-1983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本科，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广东省委书记。

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发展理念要落地生根、变成普遍实践，关键在各级领导干部的认识和行动。

把创新驱动发展落到实处

胡春华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

广东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把创新驱动发展确定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战略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总抓手，努力把创新驱动发展落到实处。

聚焦建立创新型经济格局。抓创新就是抓发展，创新必须落到发展上。广东率先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必须通过创新发展实现动力转换。要继续大力培育高新技术企业，依托新技术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提高科技进步贡献率，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

着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创新发展首先要解决科技从哪来的问题。要整合提升科研力量，推进高水平大学和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建设，大力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抓好重大科技专项攻关，加强创新源头供给，用创新成果武装企业，扭转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

加强创新成果转化应用。只有将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才能实现发展动力转换。要充分发挥市场化程度高的优势，把更多高水平创新成果汇集到广东转化。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推动企业掌握自主核心技术，鼓励创新成果应用，在应用中促进技术更新、产业升级。

打造创新人才集聚高地。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必须牢牢抓住人才这个根本。要立足全球全国配置人才资源，实施好“珠江人才计划”等重大人才工程，集聚创新团队和领军人才。要完善人才使用管理、收益分配机制，为各类优秀人才创新创业营造良好环境。

建立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创新发展关系发展方式根本性转变，要适应这个转变推动体制机制创新。要以建设珠三角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抓手，转变政府创新管理职能，在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科技金融支撑、国际创新合作等方面积极探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

吕忠梅代表：制定长江法，确立流域生态优先战略定位

吕忠梅，1980-1984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法律系本科。现任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社会和法制委员会驻会副主任，湖北省政协十一届委员会副主席，北京大学湖北校友会会长。

全国人大代表、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社会和法制委员会驻会副主任吕忠梅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表示，在十几年研究的基础上，她建议制定《长江法》，目前正在征集30名以上代表联名。

吕忠梅是全国人大十届、十一届、十二届代表，她历年的议案、建议都离不开环境立法、执法。此前她曾全程参与了《环境保护法》的修订工作。

她说：“为长江立法一直是我们的心愿，这是我们已经做了十几年研究的课题。去年我已经提过，今年我将继续提。”

吕忠梅认为，《长江法》的制定，可以协调长江流域日趋复杂的功能冲突与多元利益冲突，以法律形式确立长江流域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战略定位。

她称，目前，全国人大环资委已将《长江法》列为应该进行调研的工作内容，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专门批准将制定《长江法》作为国家重大项目予以立项，她所在的团队正在进行研究。

长江流域水环境问题复杂多样

长江流域是我国人口最多、经济活动强度最大，也是水环境问题最为突出的流域之一。

吕忠梅指出，近年来，长江流域总体抗灾能力显著提升，但局部洪涝、干旱灾害频发，防洪抗旱仍是长江的心腹之患；长江水质虽然总体良好，但局部水质、水生态环境有恶化趋势；水污染与水土流失也严重威胁到流域生态安全。作为我国最大和最复杂的流域，长江流域面临许多本流域的特殊性问题。吕忠梅团队研究发现，当前，长江上游部分支流水能资源开发导致河道断流，对生态环境造成重大影响；中下游干流河道仍未实现系统治理，违法采砂、占用水域岸线等行为时有发生；河口地区泥沙淤积问题严重，咸潮入侵现象有所加剧，海水倒灌和滩涂利用速度加快；大量跨流域调水和控水工程的实施，流域内用水、流域与区域用水矛盾日益尖锐。

在管理上，长江流域管理体制机制条块分割、部门分割依然存在，流域治理手段缺乏，水资源市场化配置和公众参与机制等还需要大力培植，流域综合治理技术支撑还比较薄弱。

吕忠梅认为，要建立现代流域治理体系，加强流域治理能力，必须制定《长江法》，理顺流域治理的体制机制，建立统筹协调、规划引领、市场运作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期望这两年拿出比较成熟的建议稿”

长江流域生态问题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高度关注。

2016年1月，中央接连召开两次会议就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作出部署，生态环境成为这两次会议共同的主题。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指出，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一个月后，国家发改委、环保部印发了《关于加强长江黄金水道环境污染防控治理的指导意见》。《意见》总体要求将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

在吕忠梅看来，这些新政策、新法规为制定《长江法》提供了依据和基础。她认为，《长江法》的制定，可以协调长江流域日趋复杂的功能冲突与多元利益冲突，以法律形式确立长江流域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战略定位。

不过，长江流域上、中、下游经济发展的水平和阶段不同，如何在复杂的情况下把各种利益关系梳理清楚，存在一定困难。

为了制定《长江法》，吕忠梅团队做了十几年研究。据吕忠梅介绍，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水利部及长江水利委员会即着手开始就《长江法》立法做前期研究准备工作；2004年以来，长江水利委员会又陆续围绕《长江法》开展了大量的基础性专题研究；2006年，长江水利委员会向水利部正式提交了《长江法（立法建议）》。目前，已完成四期《长江法》条文的起草研究。“我们期望能够在今年或明年拿出一个比较成熟的关于长江流域立法方面的建议稿。”吕忠梅表示。

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刘雅鸣在1月11日召开的2016年长江委工作会议上表示，2016年治江工作安排将推进《长江法》立法进程。刘雅鸣当时提出，2016年的治江工作，要不断强化流域水行政管理，推进《长江法》立法进程，围绕流域管理的重大问题，开展立法研究与条文起草。

王常松代表：加快法治政府建设需要共同努力

王常松，1983-1986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法律系硕士，现任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

3月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吉林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王常松提出，加快法治政府建设需要中央和地方共同努力。

王常松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了法治政府建设的问题，特别是明确了“十三五”期间要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的目标，可以看出本届政府对于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视。

王常松介绍了吉林省依法治省、法治政府建设全面推进的基本情况。他说，近年来吉林省的执法环境明显改善，各级政府大力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依法行政意识明显增强，近5年来全省法院年均受理一审行政诉讼案件2000件。2015年政府机关涉工程款的案件执结率高达93.9%，创历年之最。

王常松说，“民告官”的行政诉讼案件可以作为地方行政执法效果和法治政府建设的一个晴雨表，行政诉讼案件相对少、矛盾化解得好的地区也往往是法治政府建设推进得好的地区。

王常松建议，推进法治政府建设，需要中央和地方共同努力，从中央层面看，立法要规范政府职权的边界。从地方层面看，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政府依法行政，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

钟南山代表：恢复公立医院公益性定位

钟南山，1954-1960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医学部本科；1960-1970年任职于北京大学医学部教师。现任中华医学会会长，广东省科协副主席，广州市科协主席。

全国人大代表钟南山性情耿直

谈到民众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的根本原因，钟南山认为，就是公立医院的定位问题没有解决，分级诊疗、三级医疗、药价改革等等，都是医改的下游问题，而恢复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定位，则是医改的上游问题，“只有解决了上游问题，下游问题才能解决”。

医改主力军变成阻力军

新京报：近来一些医生离开公立医院自己组建医生集团。如果给你一笔投资，你会不会也组建一个？

钟南山：目前我不准备搞“医生集团”，我还有任务，要带人，休息日还要多点执业，没有时间。我的两个朋友，两个院士，都搞了“医生集团”。

新京报：这两位院士搞“医生集团”的初衷是什么？

钟南山：我的两个朋友说，觉得在公立医院实现不了他们的想法，搞“医生集团”能更好地为患者服务，也能得到体面、合理的收入，这是他们的出发点，并不是为了赚钱，是觉得在体制里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新京报：你觉得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钟南山：由于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医改是从深水区进入了溺水区，基层医护人员受到了冲击。医护人员本来是医改的主力军，现在却成了阻力军。我非常希望能很好地解决公立医院公益性问题。

新京报：能举例说明吗？

钟南山：我给香港一家公立医院的医生朋友介绍了一名糖尿病患者，希望他能帮这个患者挂个号。可是不行，因为按照他们的规则，公立医院的患者必须是家庭医生推荐上来的，不能这样挂号，这就是分级诊疗。我们就没有这样的体制。公立医院的公益性问题，脱离市场化的引导、脱离市场化的机制，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新京报：你认为应该怎么解决？

钟南山：医改这么多年，公立医院的公益性问题为什么一直没有解决呢？因为医护人员的收入，这钱该从哪里来？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如果都由政府给的话，医生有了基本保障，那么他就不需要发愁每天看多少病，发愁开多少处方，这些跟他没有直接关系，很多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否则，始终靠市场化作为导向，问题都解决不了。

控烟的核心还是利益

新京报：我国多年前就参加了控烟公约，但到目前国家层面的控烟法律还没有出台，你觉得卡在了哪里？

钟南山：新加坡、瑞典、中国香港，包括美国，抽烟率都降到20%左右，可中国男性的抽烟率还是接近50%，全民抽烟率大概达到35%，为什么我们控烟控得不好？关键在于政府。

以前烟草专卖管理局和控烟是在一个单位，可以想象一下，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控烟怎么可能搞好？

新京报：后来有改变吗？

钟南山：我们多次提，提了很长时间，现在烟草专卖管理局和控烟是分开了，可烟草专卖局还是很多省纳税的支柱性产业，对于支柱性产业来说，它对经济的影响和它造成的健康的影响，永远说不清，因为没办法进行统计和研究。控烟问题的核心，还是利益问题。

新京报：近年来，全国多地都推出了控烟条例。

钟南山：我觉得现在各个地区，北京控烟是做得最好的，特别是在公共场所的控烟。

新闻内存

医生收入的钱该从哪里来？

钟南山跟几个研究所一起做了调查，现在医护人员平均收入是年6.9万元，相当于社会平均收入的1.12倍。

在英国，医护人员平均收入是社会平均收入的3.5倍，美国是5—6倍。这是医护人员，医生的收入更高，在中国香港，公立医院医生的收入是社会平均收入的9倍。

医护人员的收入，钱从哪里来？钟南山认为，这是医改最根本的问题。必须打破医护人员收入与科室收入、医院收入挂钩的局面，加大政府投入，医疗是最基本的社会公共服务，不能推给社会，不能市场化。

编辑：山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