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岛淳良《毛泽东的信仰和传统》（日本）

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的领导人，他发动和指挥成千上万的人们，但是方法不是“遵循传统”，而是发明了种种方法来调动人们的革命热情。

“文化大革命”中，“老三篇”的发行量达10亿册，创世界之最。

在毛泽东思想里，人民也既不是观念，又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活生生的有形有体的人，是超越时空而存在的实实在在的人民。而且，像这样把人（人类）和人以外的物区别开来的看法（宇宙观）不必说差别人本主义的宇宙观与从愚公一直到“毛泽东思想”体制下的中国人民结合起来。（这与把自然和人结为一体来看待的印度和日本文化是大相径庭的）但是不用说，全世界人民中像他那样清楚地看待这个问题的只是他一个人。所以，也可以说毛泽东是现代世界的最深重的孤独者。毛泽东对传统的宗族主义潮流，对孙文以来的民族主义潮流以及近代资本主义的巨大潮流，都进行了“反潮流”，毛泽东如“中流砥柱”那样巍然屹立着。

 

聂华苓（作家）

据一个拥有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领导人，应当能比历史上的任何一位诗人更多地售出他自己的诗集，这样说并不过分。据说已经售出的毛泽东诗集达7500万册，完全比得上有史以来所有用英语写作的诗人的诗集的总和。

毛泽东多次重复的又一个主题是必须变革，人不仅能够改造自然环境（架桥于江河之上，战胜种种疾病和瘟疫），还能够创造自身的人性。为着这个目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必须改变，再就是，要坚韧顽强才能使这一切成为可能。“谁主沉浮？”毛泽东问道。这或许会使人想到，毛泽东是把他自己，还有他的党，当作变革的工具来看待的。

每一首诗都是一扇可以窥视毛泽东的个性的窗子，都可以从中洞察他怎样把现代最紧迫的事态与相隔很远的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融为一体。

毛泽东是一位进取者，是原动力、是创始者，最善于采取令人惊讶的局面、紧张局面和缓和局面交替出现的战略。他不相信慢的稳定时期，而且从来不满足于变化的速度，可是他是重实际的，对于逐步实现一个目标有着极大的耐心。

毛泽东与周恩来他们之间很少发生能使他们决裂的分歧，毛泽东俨然是一个哲学家，周恩来则像是一位行政长官。毛泽东干脆将具体的外交政策和内政问题弃之一旁，他说这些事情都由周恩来处理。“我研究哲学问题。”在他那堆满了书籍的拥挤书房里，毛泽东全身陷在一把软椅中，向来访的客人赠送签名的诗集，显露出一位国父那博大精深的气度。这样一位备受敬爱、令人敬畏的伟人竟能将日常事务置之度外，超然于哲学诗歌的芳香之中。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直到1976年去世前，他一直是决定中国社会命运的核心力量。

在1949共产党夺取政权后，毛泽东仍是一个革命者，毛泽东不希望这一工作妨碍他所理解的继续革命的事业。毛泽东是一个极富想象力，而又受想象力驱使的人物，对中国大众来讲，他是诗人、预言家、学者。

在中国末代王朝倒台后，毛泽东曾经被时代所激励，如果不具备这种激情，是不会像他那样受到时代的鼓舞的。他相信自己，相信他的农民军会取得最后胜利，这给予他一种坚韧不拔的意志。

他个性中的那种移山之力与时代的社会特征有着密切的联系，毛泽东生长在一个动荡的时代，当时，人们迫切地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人物要医治创作。像毛泽东这样坚决的破除迷信者到处都可以得到人们的支持，支持者的人数之多是空前绝后的。毛泽东的秘密还在于他认识到了暴力的必要性。

他靠着这些特点使自己在战争中干得很出色。战术上的极大灵活性和将他的战略方针传授给他的追随者的才能。

毛泽东曾经自称是一个中间偏左派，从方法上看他确实如此。这与他为了孤立主要敌人而不断灵活使用“统一战线”的作法相符。他对右派的仇恨使他肯定会不时跳向左派一方。然而极左派并不是他精神上的归宿。他常说要“两条腿走路”，在他的早期活动中，他很好地利用了这种天生的平衡感，而这种平衡感也正是中国古代对阴阳两重性的信仰的翻版。

在革命的热潮中，他冷静地把自己的才智与群众的激情联系在一起了。

毛泽东不只是一个人，而至少是五个人：他是在全中国点燃起义烈火的农民组织者、军队的统帅、喜爱豪放的浪漫主义的诗人、赋予马克思主义一种新的东方道德规范的哲学家、一个作为世界上最庞大的官僚机构的政治领袖。

毛泽东是活动家和幻想家，是个知识分子。这在某些方面与戴高乐和丘吉尔有些相像。他对于历史是如何变化的特别感兴趣，并认为杰出人物的思想和意志是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 这种类型的行动家思想上不赞成那些空谈理论的知识分子。他用军事的观点看问题，在史册旁边放着宝剑。他热爱自己的国家胜于喜爱那些最光辉灿烂的合乎逻辑的真理的模式。他厌烦技术，并由于机器具有变革我们的生活方式的能力而感到惴惴不安。他对经济也不很在行。

他对稳固性深恶痛绝，并以他提出的万物都在不断变化，而且永恒地变化的最得意的见解取代了欧洲马克思主义的固定不变的法则。

对毛泽东来说，革命主要不是一个事变，而是一条生活的道路。同时，对周围他所目睹的事物的不满始终不断地在激励着他，使他渴望着用变革的棒来搅动这口锅这就是毛泽东对政治的看法中的两个衡量。

毛泽东的行动是复杂的，因为他作为一个人和一位政治家，也有很多缺点。他带有强烈的偏见，而且有时候自相矛盾。作为一位领袖，他是很伟大的，但他的性格在很多方面却并不令人敬服。

他曾经是一位传统观念的反对者、教师和斗士。

 

王宓娜（西德人）1935年与王炳南结婚。著有《中国——我的第二故乡》

毛泽东的前额很宽，颧骨并不显露，嘴唇就像一弯新月，很女性化。他的脸部表情丰富，不住地变化。看着他笑嘻嘻的，忽然之间又若有所思，很严肃地不知在说些什么。

毛泽东问我：“你儿子的头发是金色还是黑色？眼睛像妈妈一样吗？是蓝色的，还是黑的呢？”

“我儿子是黑头发，黑眼睛的。”我想不到他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稍微有点吃尺地回答道。

“皮肤是白色的，还是接近中国人的颜色？”他余兴未尽地问。

“接近中国的颜色。”我答道。

“这真有趣！”毛泽东说：“你的同胞李德的太太是中国人，他们的孩子也是黑头发、黑眼睛，肤色也和中国人一样。一般说来，你们德国人总是以德国的强大而自豪，可是，似乎怎么也敌不过我们中国人！我们的人种好像比你们强呢！”

 

布什（美国驻中国大使）

1975年10月19日，基辛格抵达北京，我们被同意拜见毛泽东，毛泽东当时81岁。

基辛格问他身体如何，毛泽东用手指着他的头答道：“这个部分还灵，我能吃能睡！”他拍拍腿说：“这些部位运转不行了。我走路时感觉无力，肺也有毛病，”停顿了一会儿他继续说道：“总之，我感到不行了。”然后，他笑着说：“我是供来访者观看的展览品。”

他用一种哲学家的语气说道：“我不久要归天了，我已经接到了上帝的请柬。”

基辛格微笑着说：“别接受得那么早呀。”

毛泽东无法连贯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只好吃力地在一本便笺上写字，毛泽东写道：“我服从Doctor的命令。”这是一个双关语，因为基辛格有博士头衔，而在英文中博士和医生是同一个词。

毛泽东来自农村，在外交会谈的正常过程中，经常用一些粗话，比如在谈到另一个话题时，他把美中关系中的某个特殊问题说成是比“放狗屁”还无关紧要，他的一位尽责的女翻译照译不误。这个词甚至在哈里•杜鲁门的粗话词汇中也找不到。

史沫特莱《毛泽东有一扇未开启的灵魂之窗》

我起初强烈感到他身上所有的阴沉性格证明只是一种精神上的孤独感，最了解他的几个人都喜爱他，但他的精神是内向的、孤独的。

他没有朱德所有的谦卑，虽然他带着女子的气质，他却像骡子一样地顽强，在他的性格中贯穿着钢杆一般的自豪与决心，我得到的印象是他会等待和观察多年，但最终达到目的。

他的幽默常常是讥讽严厉的，好像从精神孤独的深渊中发出来的，我的印象是有一扇通向他的灵魂的门户，但从未向谁启开过。

 

朱莉《除夕夜晚见毛泽东》

1975年12月31日会见毛泽东，他对他本国人民，尤其是没有受过考验的青年一代，抱着怀疑态度，并感到失望：青年人是软弱的，必须提醒他们斗争的需要。

毛泽东说：“党内会有斗争，阶级之间会有斗争，除了斗争是肯定的之外，其他都是不肯定的。”他便动用两手的食指相戳来强调这种斗争。最后他强调说：“很可能要斗二、三百年。”

在毛泽东谈到斗争时，使我相信：这位82岁的老人的头脑比中国的年轻一辈更充满活力、更渴望斗争。

毛泽东的一生，也许超过所有其他人。已经使全世界的穷人产生了强烈的和日益增长的革命要求。他发动了全球性的斗争。这种斗争已经并且将继续带来巨大的动乱和转变、死亡和天翻地覆。

 

特里尔（作《毛泽东传》）

抗日战争结束了，当时蒋介石占有的优势，毛泽东不得不暂时屈服。

蒋介石和毛泽东已有二十多年不见，他们握手问好。

一个像普鲁士式的，一个看上去像波希米亚人式的。蒋介石的服装笔插、合身，戴满了勋章；毛泽东的衣服则皱皱巴巴，毫不装饰，好像从一百件服装里任意拣来的（尽管他穿了一双新皮鞋）。蒋看上去像根铁柱子，而毛泽东像一根竹子。

毛泽东没有相信蒋介石：“世上没有一条笔直的路。”他回到延安后对几位助手说。他的重庆之行是曲折的，他并没有认为与蒋介石的谈判会就此结束国共两党的斗争。他之所以去重庆是因为国际形势迫使他不得不如此，苏联和美国（以不同的方式）支持蒋介石的国民党，毛泽东不得不对蒋表示出一定程度尊重。

他之所以去重庆，还因为中国的“老百姓”不希望发生内战，毛泽东不愿自己被人看成是破坏和平的人。

毛泽东说，世界是在不停地变动之中，他坚持认为，一切事物都不能反从表面做出判断。现在的形势是实实在在的，但是将来的形势也是实实在在的，如果一个既尊重现在又想把握未来的话，间接的方法是必不可少的。

1946年，国民党占据了整个中国南部和西部人烟稀少的地区，共产党的力量在北方很强大。毛泽东的军队只有蒋介石军队的三分之一，枪支弹药也只有他的五分之一。

第一年毛泽东选择了防御战术，蒋四处出击。到47年早期，世人已经相信：共产党像过时黄花一样开始枯萎了。

特别是3月份，毛泽东放弃了延安，毛泽东并不伤感，“不就是几座窑洞吗？”毛泽东采用的是中国古代的战略，丢掉一座空城没有关系，目的是粉碎敌人的军队。

蒋介石得意地飞到延安，毁坏了那里的坛坛罐罐，他预言：只需三个月的时间，就可彻底消灭人民解放军。

1947年，毛泽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进攻战。蒋介石在48年从美国得到价值三十亿美元的援助，而毛泽东却没有。

蒋介石的精明只限于应付一个接一个的危机，鼠目寸光。作为一个研究历史的人，毛泽东有着更长远的打算。

蒋介石是一个自负而愚蠢的人，常受一些琐事的牵制。毛泽东在四十年代是一位不受别人偏见影响的人，他所感兴趣的只是自己目标的实质。

蒋介石是一位军人，而毛泽东是一位思想家，对他来说，枪只是一种工具。1943年，在共产党处于弱势的时候，蒋介石完全可以与毛泽东达成一项对自己有利的协定。但他不了解战争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而毛泽东却深谙其重要性。蒋只知道寻求用军事手段来解决共产主义问题，其结果既丢了军队，又失去了中国人民的支持。毛泽东从根本上说，是把人民动员起来支持军队，变成人民的自觉行动。这既不是机械的，也不是神秘的事情，而是非常简单的政治斗争方法。

毛泽东的性格内混杂着深沉的严肃性和俚俗的幽默、忍耐和决断、思想和行动自信与谦逊。主要特征是深思熟虑。

 

基辛格（美国国务卿）

1972年的那一天，我们才吃完午餐，周恩来对我说：“毛主席想见总统。”召见是突如其来的以外，接见却并无任何形式。毛泽东微笑着注视来客，眼光锐利而微带嘲讽，他的整个神态似乎在发出警告：他是织造人的弱点和虚伪的专家，想要欺骗他未免是徒劳的。或许除了戴高乐以外，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人像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饰的意志力。在他的身上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得到的压倒一切的魅力。

当我1975年10月和他会晤时，毛泽东几乎不能讲话了，但即使那时，在死亡的阴影下，毛泽东的思想还是清晰而带嘲讽的。

毛泽东几乎从来不一个人独白，这同我认识的所有其他政治领袖相反。他轻松自如，似乎随随便便地引用苏格拉底式的对话，从中表达出自己的真意。他在开玩笑之中夹带出主要的论点，牵着对话者转来转去，找机会插几句时而富有哲理，时而冷嘲热讽的话。总的效果是：他的主要意思被包藏在许许多多离题很远的语句当中，以致意思是表达出来了，同时却规避了义务。毛泽东的省略的语句像墙上的人影，虽然是现实的反映，却没有现实的内容。他的话指点了一个方向，但却不规定前进的道路。毛泽东有时也下几句断语，这种断语使听者猝不及防，造成一种令人迷惑并略带威胁的气氛。这个情况竟像面对着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神灵，他偶而揭开掩盖着未来的帷幕的一角，让我们瞥上一眼，但从来不允许我们看到全貌，这全貌唯有他自己才看到过。

然而毛泽东有时也会无情地揭露一个问题的核心。在我后来的一次访问中，我对邓小平说：“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健全的基础之一的，因为我们都无所求于对方。”第二天，毛泽东在见我时提到了这句话，同时表明了他对细节的注意。他有力地批驳了我的废话，说：“如果双方都无所求于对方，你到北京来干什么？如果双方都无所求的话，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接待你和你们的总统？”在谈到另一个问题时，他表示不满意美国在抵制苏联扩张主义方面太软，他把我们比作是暴风雨来临前的燕子，从他垮了的身躯中痛苦地发出声音说：“这个世界不安宁，暴风雨要来了，暴风雨快来的时候燕子忙，推迟暴风雨有可能，但是要阻止它却是困难的。”

当尼克松列举了一系列需要共同关注的国家时，毛泽东客气但又坚定地回答说：“这些问题不是在我这里谈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同周恩来去谈，我谈哲学问题。”

毛泽东对尼克松说，他更喜欢态度可以预测的保守派领导人，而不喜欢那些情绪摇摆不定的自由派人士。他对尼克松说：“你们选举时，我是投你的票的。”这使尼克松吃了一惊，他接着说：“有人说你们是右派，共和党是右派，希思首相也是右派。这些右派上台，我倒比较高兴。”

在那些戏谑、玩笑和轻松的俏皮话之间，我们必须小心留神，因为毛泽东是用一种故意显得很随便的方式来发表他的主要意见的，他巧妙地把台湾问题放在一个次要的地位，把它当作中国内部的一项不甚重要的争端。他说：“我们可以暂时不要他们，过一百年再说吧！”“为什么要这样匆匆忙忙呢？这个问题不是大问题，国际形势才是大问题。”“台湾事小，世界事大。”

 

葛罗米柯（苏联外交部长）

毛泽东第二次来莫斯科是在1957年11月，毛泽东按自己的方式讲话，他很喜欢“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这句名言，他津津乐道地重复这句话。

在谈到中国发展，特别是发展治理工业时，毛泽东说：“在今后几年内中国就能每年炼出3000至5000万吨钢。”

1958年8月至9月，远东政治局势严重尖锐化，美国方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出频频的威胁。杜勒斯说：由于远东局势有了变化，有保障美国的“安全”，美国总统决心采取及时和有效的措施，来保护蒋以至美国在台湾和沿海诸岛的地位。

美国不惜用原子弹轰炸中华人民共和国本土上的目标，并决心一如既往地在中国领水内为船只护航。

毛泽东谈话的基调是：不应向美国人让步，要按“针锋相对”的原则行动。他说：“不错，美国可能冒险对中国发动战争。中国应当考虑到，并正在考虑这种可能性。但是，中国不打算投降。”

他说：“假如美国进攻中国，甚至使用核武器，中国军队应当从沿海地区向内地撤退，中国军队应诱敌深入，以便使美国军队在中国受到夹攻。”

接着毛泽东好像是建议苏联领导人应当怎样做似地说：“一旦爆发战争，苏联在战争开始阶段不必用自己的主要手段给美国以军事反击，以便不去阻挠美国军队深入到辽阔的中国内地，只有等到美国军队深入到中国的中部地区之后，苏联才应当用自己的一切手段打击美国军队。”

我第一次直接听到这些言论，使我感到极其惊讶，这不仅是因为他的言论“别出心裁”，而且还由于他在描述俨然一幅美国使用核武器侵略中国的图景，以及如何同这场侵略作斗争时，他的言论是那么“轻松”。

 

韩素音（英国女作家）

他讲话时，往往隔不了几句就用一句俏皮话或警句。他的领导艺术在于以理服人。他读书极多，他是一个擅长辩论的辩证法家。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战术。他很少正面攻击对方，而是这里打一拳，那里打一拳，从侧翼包围对方的论点，逐个打垮对方的论证，直至把对手完全包围起来，最后再来一句俏皮话，或者在逻辑上指出一个致命的破绽，对方就倒了。他的想象力十分生动。

毛泽东的幽默感来自辩证法，在任何情况下，他都能一眼看到事物的对立面，正是这一点成了他的语言的特色，也是他所制定的方针政策的特色。他的幽默有时真是锋芒逼人，他虽极不喜欢杀人，可如要嘲讽起人来，却是入骨三分。

由于他常愿意把反对他的人留在身边发挥作用，担任有益的工作，这样，对一些深受旧传统影响，死爱面了，宁死也不受辱的人来说，日子当然不好过。

对毛泽东来说，一定要有“反面角色”，他们的失败和错误可以使人们不会忘记“错误路线”。毛泽东不怕别讨厌他，甚至恨他，尽管他很敏感，容易激动，而且非常注重朋友情谊，可是只要他鄙视某个人的话，他就会从始至终在一切场合表现出来。

毛泽东还是一位艺术家，在独特的意义上说是一位革命的艺术家。他有一股异乎寻常的冲动，一种艺术家的苛求；对己，对人毫不留情。他以一种永恒的激情从事工作，而这种达到忘我境界的激情就能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美来。他的散文比他的诗词更加精美绝伦，清晰之极，他的政治著作就是艺术创作。

毛泽东说：文艺不为革命事业服务，就没有存在的理由。

毛泽东的伟大，集中地表现在他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把握和了解，特别是对于中国农民的透彻了解。他懂得农民在中国战争中的地位，非常清楚农民渴望什么，怨恨什么，并懂得怎样把这种渴望和怨恨转化为变革世界的行动。

他的哲理像大地一样，深厚、实在，而且是绝对的中国特色，连没有文化的农民也一听就懂。这不仅因为他是农民的儿子，更在于他的天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