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期，中国正处于被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与瓜分的危亡之际，雷洁琼先生怀抱“科学救国”的远大理想，赴美国南加州大学研读社会学，期间完成了她整个学术生涯的第一项社会学研究，即《对生长于美国的华人的一项研究》。 时光荏苒，这项堪称中国人最早关于海外华人问题的经验研究至今已有70多年了。但以今天的学术眼光来看，该研究因其丰富的学理内涵和深切的现实情怀而依然光彩夺目。在这个意义上，雷洁琼的《对生长于美国的华人的一项研究》无疑是海外华人问题研究领域的一个经典。本文主旨在解读雷洁琼这项关于美国出生华人问题的经验研究及其作为理论视角的关系取向社会失调论，以期对我们当今的社会问题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研究背景：华人移民的行动选择与移民法案的制度作用

人口流动是一种久远而恒常的社会现象，撇开世界各国频繁的国内人口流动不说，国际人口流动具有同样的特质。当然，如果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导致从欧洲向美洲的殖民移民、联合王国惩罚罪犯导致从欧洲向澳洲的流放移民带有血腥和暴力的烙印的话，从19世纪末叶开始出现的有一定规模的从亚洲包括中国向欧美的移民则更偏向于经济移民，虽然其中不乏移民的辛酸血泪，但移民的个人选择与移入国的制度安排之间的互动毕竟能够在一个相对平和的时空背景中展开，跨国经济移民从而构成为对文化差异与社会整合进行社会学研究的理想对象。对于移往欧美的华人移民而言，他们与移入国的原居民在肤色和文化上的明显差异更是导致了其移入后异常艰难的融入过程。

1、移民数量上升与中美条约的制度激励

华人最早移民美国可以上溯至19世纪中叶，从1849到1882年的44年间，华人移民的数量基本呈现一种稳定上升的态势；尤其从1860到1880年的20年间，华人移民更是以每年3千人的数量递增，到1880年华人移民数量达到峰值，在美华人移民总量超过10万5千人。

华人移民数量的增加与其时美国西部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特别是加利福尼亚发现蕴藏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于是急需大量劳动力去投入开发。美国采矿业和其他一些行业的雇主将眼光投向了太平洋彼岸的中国，试图从南部沿海的广东省输入廉价而勤劳的华工。出于经济发展的考虑，美国政府也从制度上为华人移民的输入创造着条件。于是有了1868年的一项旨在鼓励移民的中美条约，这一条约将移民权看作人们的天赋权力，从而完全认可中国向美国的移民自由。而华人尽管有着“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但出于改善本人和自己在中国家庭的生存状况的考虑，还是相当踊跃地投入到这一流动大潮中去。这样，华人移民在1870年就超过了6万3千人，相比10年前净增2万8千余人；在随后的10年中，华人移民数量继续增加，直至1880年的数量峰值。不难看出，19世纪以美国为目的地的华人移民从一开始就是顺从一种经济理性跨上美国本土，加利福尼亚州西部港口城市圣•弗朗西斯科（San Francisco）被大陆华人移民更习惯地称为“旧金山”而不是“三藩市”再鲜明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

在此隐含的“推拉效应”的作用之下，华人移民数量的稳步攀升就成为一个顺理成章的结果。

2、移民数量下降与排华法案的制度限制

正因为输入华人移民的初衷是经济的权衡和考虑，那么当发展经济和获取利益的需求得到满足之后，尤其是使用华工的比较成本逐渐丧失其显著优势之后，对于华人移民问题的其他考虑就在美国政府的决策层面逐渐凸显出来。

与美欧地区的白色人种相比，东亚地区包括华人在内的黄色人种在体貌特征以及文化传统上有着极为明显的差异，可以说，这是华人移民招致美国国内从政府到民间几乎普遍排斥的根源所在，因为与此同时，美国社会仍然需要外国移民的加入以发展本国经济，只不过此时大量输入的是来自欧洲的劳工。近乎社会选择的公众舆论最终促成了宣告的制度安排：这首先是美国政府在1880与中国签定的条约中迫使中国同意暂时停止劳工移民美国，随后就是美国国会于1882年通过的第一个排华法案，最终是1892年的第二个更大规模的排华法案。第一个排华方案抑止了华人移民的增长，其后10年间华人数量仅增长了2千余人，而此前10年间华人数量的增长量超过了4万2千人；第二个排华法案则以苛刻的规定导致了美国华人数量的减少，到1900年，在美华人数量减少了1万7千余人，10年后再减少1万8千余人。第二项排华方案生效之后，美国政府又在1894年与中国签定一项新的条约，迫使中国方面同意除少数特例外全面禁止华人移民，这一条约的有效期为10年，虽然1904年到期后没有续签，但其与前几个条约的方案结合在一起而产生的效应却一直延续到1920年，在美华人数量在1910至1920年的10年间再减少仅1万人，也使得在美华人的数量比50年前还要少。

借助雷洁琼先生冷峻的剖析，经济理性与种族文化歧视观念在输入国移民政策层面上的交织得到了清晰的呈现。我们从中也不难发现，在民族－国家的社会历史建构体依然存在的情况下，自由流动和迁徙的天赋人权的实现就绝非一蹴而就，一国的政治口号与其实际动机之间的差距更是不可小视。

二、研究内容：关于美国出生华人所处边际人困境的考察、分析和对策

将视线聚焦于美国的华人移民，其融入美国社会的漫漫历程对于整个美国社会发展而言无疑是一个社会问题。尤其是美国华人移民的第二代，即美国出生华人，业已处于美国社会边际人的困境：他们虽然是法律意义上的美国公民，且在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上已是美国人，却仍然因其族群身份而不能在美国社会像一般美国人那样正常地生存和发展。那么，如何理解和对待美国出生华人的这种边际人困境呢？

1、美国出生华人所处边际人困境的内在实质：社会失调

雷洁琼先生关于美国出生华人的经验研究，从家庭、教育、职业、娱乐、邻里关系、公民意识等方面对美国出生华人广泛的社会生活展开了大量详实而又细致的考察和分析，不仅证实了上述美国出生华人所处边际人困境的真实性，而且揭示了这种社会问题的内在实质就是一种社会失调。总括起来看，我们可以从中发现这么一条理路，即种族文化差异之下美国出生华人在移民群体内部感到的不适，与在移民群体外部受到的社会歧视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认同障碍。

追溯美国出生华人的困惑根源，我们不难发现，他们在家庭和学校接受的不同甚至矛盾的社会化的重大影响，家庭伦理和学校教育分别代表了儒家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不同甚至对立的基本特征：儒家伦理推崇家庭本位，强调子女对于长辈的孝顺和服从，以谦虚为美德；在基督教文化基础上形成的美国现代伦理推崇个人本位，强调个人的权力，尊重个人的自由，以张扬为荣耀。这就使得同时在这两个场域之间穿梭往来的年轻华人会时时陷入紧张之中：一方面，他们会因自己受到的学校教育而与父母以及其他长辈产生隔膜和矛盾，这可以说是一种群内关系失调，这一失调的后果就是对于中华文化和华人身份的认同缺失；另一方面，他们则会因自己受到的家庭熏陶而在学校进而在职场遭遇困惑和失意，即使没有如此严重的话，要在“直至双重的东方和西方的罗曼蒂克的生活”中找到平衡，也远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就第二个方面而言，情况其实还更复杂一些，华人移民家庭即使聚总而言也只是美国社会中的一个文化小岛，华人移民的文化甚至连带他们所使用的语言都会受到强势文化拥有者的美国人的轻视和嘲弄，就如同著作中一个华人小孩叙述其美国同学将华语发音贬低为像“一台破发动机”，由此就可能形成社会关系失调的另外一种情形——群外关系失调，与此相应的一个后果就是对于与自己所属国籍有关的美国文化和美国人身份的认同障碍。

如果说，避免因讲华语而遭受歧视的有效办法就是在有美国人在场时不讲华语——事实上，美国出生华人多能讲“最地道的英语”，但体貌、肤色这样的外显特征就完全无法掩饰，而这一点往往成为华人也包括其他有色族群受到白种美国人歧视的最直接原因，而这样的歧视有时虽然并不表现为一种制度性的歧视，但因为它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普遍性而演变成为了一种社会性的歧视，从而也就在一定意义上具备了制度性歧视的力量。著作中描写了许多美国出生华人在求职、租房、购物、娱乐等多种情形下经常碰到“软钉子”，这样的歧视让人感觉极为压抑，最易引发群外关系失调，而进一步的认同障碍无疑会构成制约社会整合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心理因素。

2、美国出生华人所处边际人困境的应对策略：社会调适

不言而喻，美国出生华人遭遇社会失调的问题带有很强的普遍性，这一问题甚至穿越整个20世纪而延续至今。但我们在面对这一问题时是不是就束手无策了呢？雷洁琼先生通过自己的研究做出了积极的回答。

既然年轻一代华人移民遭遇的是社会失调的问题，所以解决这一问题的入手点就应当是去理顺既有的失调关系。以华人移民自己为中心点，我们不难发现他们实际上同时嵌入到两个不同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这就是前面所谓的群内关系和群外关系，在处理这两种关系的时候，年轻一代的华人应当努力通过双向沟通以力求实现自己的社会调适。之所以要强调双向沟通，是因为关系永远是相对两个位置上的社会行动者之间互动而形成的结构，单方面的努力不可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效。故而年轻一代华人自己的顺应、接受虽然必不可少，但对关系对方思想和行为的影响和改造也同样不可或缺。

在华人群体内部尤其华人移民家庭内部，年轻一代的华人应当加强与其父母长辈之间的相互理解，而其中的关键就是年轻一代华人在接受美国文化的先进成分的同时，也应努力了解和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同时，尽力让老一辈华人从感受和宽容西方社会的习俗入手去了解和接受西方社会的文化。在华人群体外部也即在休闲、学习、工作以及其他一些与美国人相接触的公共领域，年轻一代华人应当主动以开放的心态和举动，让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美国人了解华人移民的生活实态，尽力消除误解和隔阂，同时，尽力以积极而又不卑不亢的姿态广泛参与美国人群体乃至整个美国社会的事务，由此缩小两个群体的距离、消弭两个群体的隔膜。事实上，这样积极的举动已经在年轻一代华人中产生并显露出其积极意义，包括著作中例举的年轻一代华人学生对中国传统的节庆仪式、生活中的习俗规矩以及华语的态度从消极到积极的转变，都说明了这样一种调适的可能及其意义。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也需要有前瞻力和进取心的年轻华人领袖的诞生，即那些通晓中美双方的文化、教育，了解华人移民自身的问题和需求及美国人的国民性，有志于服务华人社群和美国社会的新一代精英，借助他们的智慧和行动，来实现中美文化的融和与华人移民社群与美国社会的整合。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华人群体在美国只是少数族群，要使年轻一代华人的努力取得真正的成效，美国社会就须进一步提升它的社会宽容度及其文化汲取和创新能力，在实践层面上，就是通过为年轻一代华人提供平等的最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参与的机会，才能最终实现理想的社会整合。

三、理论视角：关系取向的社会失调论

应当说，上文对雷洁琼关于美国出生华人研究的解读中已经蕴涵了其理论视角，即关系取向的社会失调论。鉴于这种理论视角对于研究一般社会问题的方法论意义，此处，我们将进一步来讨论其基本观念和思想基础。

1、社会问题实质的界定：关系取向的社会失调

提及社会问题，我们一般能轻易列举一个长长的清单，诸如移民、人口、犯罪、贫困、吸毒、卖淫、暴力、歧视，等等。不过，若要给社会问题做一个确切的界定，就不那么容易了。其实从理论上说，社会问题概念有现象和实质两个层面。对于现象层面的社会问题，人们是可以感知到的，由此可能在较大范围内达成共识；而对于实质层面的社会问题，人们的界定则不仅依赖于既定的社会结构、主观价值标准和学识修养，更取决于我们的理解视角。对于社会问题研究者而言，这种理解视角就是理论视角。显然，不同的理论视角即意味着关注不同的可能作为社会问题的社会现象或条件，相应地，也意味着对其给出不同的理解方式和应对策略或解决方案。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社会问题的理解视角或研究社会问题的理论视角首先体现在对社会问题现象的实质界定上。

雷洁琼关于美国出生华人的经验研究所关注的社会问题，即美国出生华人所处的边际人困境，显然是一种社会问题现象。那么，这种社会问题现象的内在实质是什么呢？在关于美国出生华人问题的研究专著中，雷洁琼明确指出：“显然，美国出生华人的问题是群体与社会失调的问题，而不是同化和美国化的问题。” 我们以为，此处所谓“群体与社会失调”是指焦点群体（受关注的特定群体）与社会整体、其他群体及其自身之间失去了正常的或应有的协调状态，即一种关系取向的社会失调。由此可以说，雷洁琼关于美国出生华人问题的实质性界定是关系取向的社会失调。或者说，该研究本身就是从关系取向的社会失调角度来理解美国出生华人问题的。

应当说，社会失调界定是关于社会问题实质的一种理解方式，但这种理解方式并非因果解释。因为社会失调只是对社会问题的定性把握，两者属于一种理解视角下对应的表里关系，也就是说，从社会失调的视角来看，社会问题就是社会失调。当然，将社会问题界定为社会失调，绝非同义反复，因为社会失调界定可能有助于我们通过对社会失调的因果解释而把握社会问题的产生原因。那么，我们如何对社会失调进行因果解释？有意义的是，关系取向的社会失调界定本身即蕴涵了一个有助于我们具体地、历史地把握社会问题产生原因的差异比较方法。

通常，关于社会问题实质的理解存在许多不同的视角，但其中有两个主要的单一向度的取向：一是内在取向，即将社会问题完全归结为焦点群体（被关注的特定社会群体）自身的因素，如将美国出生华人的问题归结为其自身不能适应社会生活环境或没有同化、美国化；另一个是外在取向，即将社会问题完全归结为焦点群体外部的社会环境因素，如将美国出生华人的问题归结为其在社会生活中受到不公平对待或种族歧视。显然，这两种界定因其单一向度的限制而各有偏颇。

相对来说，以关系取向社会失调来界定社会问题，不仅避免了上述两种界定各执一端的缺陷，而且整合、超越了两者的优势。也就是说，关于社会问题实质的关系取向社会失调界定同时关注到焦点群体自身因素及其社会生活环境因素，且更突显了两者之间因文化根源及现实条件的客观差异和价值、动机、认知上的主观差异而形成或导致的相互对立、对抗、失衡、冲突等不和谐状态，此诚可谓差异比较的理解方式。

2、社会失调的层次结构：整体、群体、自我

如果说雷洁琼关于社会问题实质的界定已经初露关系取向社会失调论的锋芒，那么她关于社会问题的理论分析更是充分展示了关系取向社会失调论的风采。事实上，雷洁琼关于美国出生华人所处边际人困境的分析中即蕴涵了一个关系取向社会失调的层次结构。该研究从宏观到微观、从客观到主观将美国出生华人的社会失调问题分解为三个不同层面，即美国出生华人与社会整体之间的关系失调，美国出生华人群体与长辈华人群体及其他一般美国人群体之间的关系失调，以及美国出生华人自身在不同身份认同上的关系失调。

就美国出生华人与社会整体之间的关系失调而言，一方面是美国出生华人在一定程度上不能适应美国社会的文化和制度，另一方面，国家相关的制度安排亦未能切实保障和维护美国出生华人的正当权益，或未能针对美国出生华人的新情况做出新的调整。譬如，美国1924年的移民条例禁止美国公民的中国籍妻子移民，这使许多美国出生的华人感到他们没被看作是公民。 另外，美国出生华人在教育、职业、娱乐及居住等诸多社会生活方面的发展均或多或少存在各种制度性限制。 在此我们可以看到，社会问题既不是纯粹的个人或群体不能适应社会的问题，也不完全是制度失调的问题。当然，对于美国出生华人问题而言，制度失调起着更重要的作用。

就美国出生华人与其他群体的关系失调而言，美国出生华人与其长辈华人（即第一代华人移民）及其他美国人之间实际上处于一种相互疏离乃至冲突状态。不仅国家的制度安排对美国出生华人的生活存在种种限制，一般美国人对美国出生华人亦持有明显的偏见甚至歧视。雷洁琼在研究中指出：“一言以毙之，按照美国宪法，美国出生华人在法律上是美国公民，由于所受的教育和社会交往，他们在思想、观念、理想、态度、兴趣及生活习惯上更像美国人而不是中国人。但是由于他们无法改变的遗传的体质特征，一般的美国人以对待他们父母同样的方式对待他们，仍把他们划归为外国出生的华人，他们得不到与其他西方人后代同等的机会。” 之于美国出生华人与其长辈华人之间的关系失调，则不仅缘于他们生活方式的不同，更在于他们文化价值上的差异。事实上，“年轻的一代在公立学校中读书并与多样化的美国生活密切接触，因此他们逐渐与年老的一代及他们的东方传统相脱离，这种状况不可避免地在父母与子女之间产生代沟。他们互相不理解，因为他们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

就美国出生华人自身不同身份认同的关系失调而言，美国出生华人一方面是法律上的美国人，另一方面又先天具备华人种族身份，只是两者不能在自我认同的不同层面上自如地转换和统合，甚至只有迷茫、失落。通常，美国出生华人因接受美国式的教育和社会化而比较认同自己的美国人身份。可作为美国人的他，既不被其他一般美国人接纳，也不为其长辈华人认可；至于华人身份，美国出生华人大都放弃传统文化而在只是自我意识上无奈地接受种族身份。既然如此，长辈华人自然不承认美国出生华人具有华人文化身份，可一般美国人却只认美国出生华人的种族身份和家庭背景。由此，许多美国出生华人不得不自我喟叹：我是华人还是美国人？我究竟是什么人？显然，美国出生华人在身份认同上的关系失调既有现实原因、文化根源，亦有自身调整不力的原因。事实上，雷洁琼关于美国出生华人的研究通过大量详实的案例研究揭示出：许多美国出生华人未能积极主动地与长辈华人、其他美国人进行良好的沟通，而只是一味地自怨自艾、自我封闭，甚至自甘沉沦。

如果将美国出生华人群体置换为一般的焦点群体，并扩展一些概念内涵，上述分析架构即可成为一个关系取向社会失调的一般性理论架构。此处将关系取向社会失调的三个层次进一步概括为：一是焦点群体与社会整体的关系失调，其中社会整体包括国家、民间社会、文化、制度（规范和建制）等面相；二是围绕焦点群体的各种社会关系的失调，其中社会关系包括人际关系、人群关系、群际关系等面相；三是焦点群体成员自身不同自我认同的关系失调，其中自我认同包括角色认同、社会认同、关系认同、文化认同等面相。依据雷洁琼关于美国出生华人问题的分析可以进一步推论，上述三个层面的关系失调在宏观与微观、客观与主观、稳定与易变的维度上依次递减，而且对于特定的同一社会问题而言，其先后秩序、重要程度依次递减，并存在相互影响、相互转化的关系，从而构成一个关联的整体。当然，对于建构一般的关系取向社会失调论而言，这可能是一些尚需讨论、求证、完善的命题。

3、关系取向社会失调论的思想基础：中国文化的和合理念

无庸讳言，上述关系取向社会失调论的基本观念多少与西方社会学早期的社会有机体论、社会病理学及功能论有一定的相似性。概括地说，其最大的相似之处在于这些思想观念均以社会的常态来观照、考察实存的社会失调状态。其实，雷洁琼关于美国出生华人的经验研究完成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期的美国，当时，由孔德、斯宾塞、涂尔干、拉德克利夫-布朗和马林诺斯基等社会学和人类学先驱开创的功能论思想已经在美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中登堂入室，自然，雷洁琼的研究视角或多或少地会受到其影响。不过，西方早期的社会失调概念原意是指社会整体作为一个有机体系统在运行上的偏差、障碍、“病态”或功能上的失调，可统称功能取向的社会失调；而关系取向的社会失调概念直接从围绕焦点群体的关系本身的失调来界定社会问题的实质，勿须如功能论那样将社会系统比附生物有机体而预设社会内部各要素对社会整合的功能必要性。实际上，如果说关系失调论有预设的话，那就是：作为社会行动主体的人本应自然而然地处于和谐关系之中，只是因为存在各种差异而形成或导致失调关系。因此，关系取向的社会失调与功能取向的社会失调存在本质差别。

由此，与其说关系取向社会失调论受到西方早期社会有机体论、社会病理学、功能主义的影响，毋宁说其思想基础就是中国文化思想最根本的和合理念。

和合理念认为：世界上万事万物的存在，不论有形无形，物相、事相、心相均有其特性；千差万别的特性就是差异分殊，差异分殊便有对立、矛盾和冲突；有冲突就需要选择、需要调整，不是消灭差异以致同一，而是和合。所谓“和，相应也”，“合，合口也”（《说文解字》），“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和实生物，同则不济”（史伯）， “无一物不有阴阳”（朱熹），“万物莫不有对”（程颢），“凡物必有合”（董仲舒）。在中国文化中，和合理念不仅是哲学思想、思维方式，也是一种社会理念。事实上，中国文化的和合理念勿须在预设社会整体系统与其各部分之间的功能需求前提下确立其各部分的和谐关系，而是以无边无际、无所不在的既定关系来界定人；即人各有不同，有不同才有人与人的关系存在，关系的存在内涵冲突，但需要和谐，有和谐才能建构动力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人就是对立统一关系中的人，就是和合关系中的人，和合关系则是人应有的内在状态；人际关系是如此，人群关系、群际关系亦然，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孔子），最高境界则是“天人合一”。当然，由于“人各有别”，现实生活中的人非但不能达致“天人合一”的境界，甚至难以实实在在处于自我认同的内在统一及各种社会关系的高度和合状态。由此，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必然出现关系和合的对立面，即关系失调。社会失调论的任务自然就是为追求关系和合而去考察和解释各种具体的关系失调。

如果说功能主义方法论因其社会有机体论的思想基础而先天性地要陷入目的论的循环论证逻辑，那么，关系取向社会失调论因其和合理念的思想基础而呈现了一个开放性的解释逻辑，社会现实的制约、历史文化的成因及行动主体的建构，尽揽囊中。（文/陈午晴 唐军 雷老的博士研究生）

编辑：李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