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洁琼同志遗像

她106年的人生岁月，见证了近现代中国从孱弱到奋起，从新生到繁荣的不平凡历程。

她穿越了一个多世纪的雨雪风霜，把毕生的精力全部献给了她深爱的祖国和人民。

她就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始人之一和卓越领导人，我国著名社会学家、法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雷洁琼。

2011年1月9日17时38分，这位受人尊敬和爱戴的世纪老人在北京溘然长逝。

坚定的信念，是她一生的轨迹

北京王府井大街附近一座僻静的老式建筑，是雷洁琼生活了30多年的地方。

屋子是老式的单元房，顺着狭窄的走道进去，一个十余平方米的房间，是雷老晚年会客的地方，如今已经被布置成一个简单庄重的灵堂。

鲜花翠柏簇拥着她的遗像，在冬日的阳光下，她笑得那么平和、慈祥。

“这还是她担任北京市副市长时分给她的住所。这么多年了，她多次谢绝了组织上为她调整的新的住房，始终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陪伴了她近30年的秘书高志芬说。

流行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木家具，一张可容四人吃饭的简易折叠桌，几张看上去年代已久的布沙发 走进她的晚年居室，屋内的摆设令人难以想象它的主人曾长期担任国家领导人职务。

书柜占据了她房间的主要部分，里面整齐地摆放着列宁全集、马恩全集和各种社会学的书籍。

“她对自己的生活没什么要求，平时最爱读书看报，特别关心国家大事，这两年看不动了，就让我们给她读。”高志芬说，“精神好的时候她还经常看电视。国庆60周年的时候，她看到电视里直播阅兵特别高兴60年前开国大典的时候，她就在天安门城楼上。”

不仅仅是开国大典，新中国诞生、成长、发展的一个个重大历史时刻，她都曾亲身经历。她的命运始终和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年代里，她为宣扬“五四精神”奔走在南国广州的街头，登台演讲，振臂呐喊；她义无反顾地投身于“一二·九”学生运动，是“学生游行队伍中唯一的女教授”；为宣传抗日救国她毅然来到江西农村，举办讲座，创办刊物，发动群众，培训妇女

当抗战结束后中国面临两种命运的抉择时，1945年12月，她和马叙伦等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坚决主张实现和平、民主和统一，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震惊中外的“六·二三”下关惨案中，她身负重伤，为争取建设民主的新中国付出了血的代价。

当新中国的曙光照耀大地，她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参与起草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她作为民主党派的代表之一，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和新中国的缔造者们一起参加了开国大典。

“她一贯坚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道路。在解放前，整个社会处于风雨飘摇中，她能找到一条路，坚持跟着共产党走，非常了不起。解放后，也有许多反复，风风雨雨，即使受到波折，她也从不动摇。”与她共事近10年的民进中央原秘书长陈益群说。

作为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的参政党 中国民主促进会的领导人，她数十年来身体力行，忠实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责，围绕党和国家大局，关注民情民生，积极建言献策。

教书育人，是她无尽的牵挂

从青年时代走上讲台，一直到霜染华发，70多年的从教生涯，雷洁琼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和心血。

在她那间简朴的起居室里，挂着一幅字，写着“寿高德隆，一代名师”。

她曾说：“说到底我只是一名老教师，在所有称呼中，我最喜欢教授这个头衔。”

她长期担任多所大学的教授，亲自教书育人，至百岁高龄，仍身为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她更以战略性的思考带领中国民主促进会推动着中国教育的法制化进程，先后参与了义务教育法、教师法等法律的制定，并奔波于大江南北多次参与对这些法律的执法检查。

1994年，89岁高龄的雷老深入到北京郊区最西部的山区，了解教师法的实施情况。在探望了几位老师家后，她没有休息，又赶赴西部山区最远的斋堂镇。

“当时路程有60多公里，其中有10公里还在修路，汽车颠簸得很厉害，她不顾劳累，还在不断询问教育情况。”高志芬回忆说。

雷洁琼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开始研究中国社会问题，研究领域涉及社会学、法学、中国人口、妇女、婚姻、家庭、社会保障、老龄问题等。

她在治学上始终坚持认真严谨，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她强调从事社会学研究必须“从社会实际出发”，一定要研究中国社会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为此，她的足迹遍布孤儿院、平民区、监狱、精神病院、广大农村

她曾说，中国有12亿人口，这个庞大的数字意味着一种社会负担，还是社会力量，取决于国民教育的质量与普及的程度。所以她在特殊教育、民办教育和贫困学生教育等方面上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2002年教师节前夕，北京宣武培智中心学校的孩子们寄给雷老一封信，祝福雷奶奶生日快乐，真心感谢老人对他们周到的关怀。

这是一所在雷老大力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培养智力上有障碍孩子的学校。当时，每到六一儿童节和教师节，雷老都要去这所学校，把书籍和玩具送给老师和孩子们，激励孩子们做自尊、自立、自强的人。

无私奉献，是她坚持的“幸福”

人们对雷洁琼的称呼很多 雷主席、雷老、雷大姐、雷先生

在这些称呼中，她最喜欢别人叫她雷大姐，老老少少几辈人都这样称呼她，她觉得亲切。

“她总是微笑着的，平易近人。在我的印象中，她没有向一个人发过脾气，别人犯了错误她只是间接地督促。”陈益群说。

尽管有着传奇式的人生和丰富的阅历，但雷洁琼没有出过一本传记。“很多人提出要给她写，她都不让，说自己没有做过什么，特别谦虚。”高志芬说。

事实上，她为国家、为人民所做的太多太多，直到耄耋之年，仍在不停地忙碌

80岁时，她率领中国妇女代表团前往巴基斯坦进行友好访问；

81岁时，她出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和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为两部基本法的起草工作殚精竭虑；

83岁时，她依然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身份主持会议；

2001年，当她所带的最后一个博士生毕业，她已是96岁高龄的老人

“她是名副其实的社会活动家，即使在晚年，她的思维依然清晰，在与人交谈时能很快抓住要害，这应该与她丰富的政治经历有关。”陈益群说。

当时身为民进中央秘书长的陈益群经常要为雷洁琼安排一天的行程。“她常常5点多就起床处理事务，8点正式工作。”陈益群说，考虑到自己的年龄和体力状况，雷洁琼曾多次提出辞去民进中央主席的职务，但在新一届主席选举产生之前，她没有丝毫推脱，坚持“要站好最后一班岗”。

“她做的所有事都是为国家，为大家，几乎没有为自己。”雷洁琼的侄女婿蔡睿贤说，她长期担任国家领导职务，但从没有为家人徇过私利，对家人和晚辈要求非常严格。

即使是长期陪伴在她身边的侄女雷浣妍大学毕业后要被分配到云南艰苦地区工作，她也从没想过靠关系把侄女留在身边。

“在我出发去云南的前一天晚上，她和我睡在一张床上。”雷浣妍回忆说，“那天晚上，她跟我讲了很多话，都是勉励我要好好工作。”

几十年如一日，她默默耕耘，从不问回报。她在《我的幸福观》一文中写道：“为了他人，为了集体，为了人民，为了国家的利益，甘愿或多或少的作出自我牺牲，自己从中得到满足，得到快乐，从而得到人们的尊敬和爱戴，我认为这是最高的荣誉，是最大的幸福。”

“雷老是一位有爱国、爱民、爱他人的善良的心的人，是一位一心为公、无私奉献、勤于动脑、性格开朗、平易近人的人。这就是雷老的幸福观、人生观、价值观，也是雷老长寿的根本原因。”高志芬说。（记者　吴晶晶　崔静）

编辑：文尚